抗战时期西部钢铁工业兴衰评述.docVIP

抗战时期西部钢铁工业兴衰评述 近代以来，开发西部的呼声不绝于耳，但始终是舆论胜于实际。直至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西迁，西部成为民族抗战的大后方，该地区经济才得到一个空前发展的机会。本文欲以钢铁业为例，具体分析抗战时期西部经济开发的成果及遇到的困难。 一、战前西部钢铁业状况及政府发展计划 战前我国钢铁工业极为薄弱，西部钢铁业几乎更是一片空白。据经济部统计处的调查，战前全国只有化铁厂8所，最大生产能力不过60万吨，而在1933年调查时，其中三所已经停闭。战前全国钢厂不过七八所，最大生产能力不过10万吨，其中中国人自己办的规模较大的钢铁厂只有汉阳钢铁厂。1934年，全国钢铁实际生产量，铁为15万吨，钢5万吨。[1]在西部地区，则没有一家现代意义的钢铁企业。不过，由于西部地区铁矿储藏较广，土铁工业较为发达，四川尤为显著。抗战前，四川綦江、古蔺、万源、广元、威远、江北、涪陵等地区每年的土铁产量达到42000吨。[2]然而，由于土铁铁质较硬，容易脆裂，只能制造一些农具及一般铁器，并且由于没有现代炼钢设备，也无法制造兵工器材及现代机械。 众所周知，钢铁工业是重工业的基础，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程度的标准之一。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即1936年3月，针对我国钢铁基础薄弱的情况，为了应付日益迫近的战争形势，国民政府即由资源委员会拟订了一个重工业三年发展计划，并于同年7月开始实施。该计划中重工业地点尚置于平汉路以西的中部地区，其中包括：在湖南湘潭和安徽马鞍山分别建立一个钢厂，计划每年出30万吨优质钢材，以供给中国一半的需要。同时还计划开发湖南湘乡及茶陵之铁，争取达到年产30万吨铁的规模。该计划预计引进国外成套设备和技术，并于1936年聘请了德、英专家协助建设。但是七七事变爆发后，由于战事进展迅速，湖南、安徽很快面临日军威胁，虽然湘潭炼钢厂的德方设计已经告一段落，平土建造厂房、码头等工作已经就绪，因为地点关系，不得不停顿、拆迁。国民政府将重工业发展计划另作调整，重点更向西部迁移。 二、战时西部钢铁业的兴盛及其原因 （一） 抗战初期钢铁工业的勃兴 战前中国工业分布大都位于东南沿海一带，但是七七事变的爆发，打破了原有的工业布局。1938年，国民政府拟订的《西南西北工业建设计划》中，确定四川、云南、贵州、湘西为新的工业基地，同时制订了以“军需工业为中心”的战时工业发展方针。随着大批沿海工厂的内迁和新工厂的兴建，与军需工业最为直接的钢铁工业在西南地区迅速勃起。到1943年，大后方拥有铁厂114家（其中公营16家，民营98家），资本约为12000万元，有炼钢厂10家（公营6家，民营4家），资本约1亿元。[3]从产量来看，1941年前后是钢铁工业发展的黄金期。战前白口铁年产量只有44207吨，1941年达66500吨，比战前增加了1.5倍。战前还不能生产灰口铁，1941年灰口铁的产量却达到28607吨。[4]另外，土铁仍然是钢铁出产的大宗。1941年，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广西的土铁产量共计70500吨。在后方各省的钢铁生产中，四川的成绩最为突出。到1941年，四川土铁生产已经由战前的年产1万吨，增加至5万余吨，灰口铁由零增加至每日产量五六十吨，市场上已经由求过于供变为供过于求。[5] 抗战时后方历年钢铁产量表[6]（单位：吨）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合计 生铁 41000 41466 55182 66836 77499 70000 40130 20867 412980 钢 900 1944 1500 2011 5793 7707 13361 12048 45264 然而，抗战初期，西部现代钢铁工业的起步和发展是以民营钢铁业为肇始的。 1、西部民营钢铁工业的起步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在组织沿海和武汉等地大型国营钢铁厂内迁的同时（1937年7月至1940年底为止，三年半时间，完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工业内迁运动，如果按照厂矿的性质划分的话，其中内迁的钢铁工业占0.24%），也积极协助沿海民营钢铁厂内迁，并努力扶持内地已有的民营铁厂和土铁生产。 由于有了迫切的需要及政府的扶持政策，西部民营冶炼业和地方政府投资的冶炼企业得到迅速发展。从1939年至1942年夏，被称为后方民营钢铁业的黄金时代。主要表现在具有一定规模的冶炼厂数量大为增加，生产能力和产量迅速提高。据经济部统计处统计，到1943年5月，已经有民营铁厂98家，民营钢厂4家，每年民营铁厂最大生产能力达到44000吨，民营钢厂生产能力达到19000吨。[7] 而这当中，重庆民营钢铁业发展尤其引人注目。据重庆冶制工业同业公会统计，1942年重庆共有会员工厂22家，其中炼铁厂18家，炼钢厂4家，（未入会者2家）至1943年底又增加为26家。虽然只占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