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文化及社会中妇女》评介.doc

《符号:文化及社会中妇女》评介编者按：妇女研究不是偏于一隅的“圈内学术”，它既需要立足于本土的社会实践，又需要与世界妇女运动和思想潮流相激荡，无论是发展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基础的妇女理论，还是吸取以社会性别为代表的女权主义话语，都应具有全球化视角。迄今为止，世界范围的女性主义运动经历了两次妇女解放运动的高潮，自20个世纪80年代末以来，进入了一个被称之为“第三波女性主义”(也称“后女性主义”)的阶段。随着21世纪的到来，时代背景进一步发生转换，女性主义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其理论内部亦错综复杂、争论不休，“女性主义向何处去”等核心问题尚无定论。对中国学者来说，要与西方学者平等地交流与对话，一方面应更新知识结构，跟踪最新国际学术动态，超越一孔之见；另一方面应增加甄别能力，高屋建瓴，透析纷繁理论的实质，摆脱盲目崇拜。国外女性研究杂志导读栏目旨在采集他山之石，为国内学者构筑一个借鉴与思考的窗口。 ――本刊编辑部 1975年在墨西哥召开的第一届世界妇女大会，为国际女性间的广泛接触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跨文化、跨学科的女性研究打造了基础。在女性主义由地方到全球的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一批研究期刊，于1975年创刊的《符号：文化与社会中的妇女》(Signs：Jouru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以下简称《符号》)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个。三十几年来，《符号》贯彻了自身定位的两大宗旨：1．作为记载历史的杂志，记录了性别、种族等事件对地缘政治变迁的影响；2．作为国际妇女研究的主要阵地，参与塑造了跨学科女性研究的产生和发展。 从第一项宗旨看，《符号》所反映的内容与世界政治，尤其是与地缘政治的演变息息相关。创刊伊始，正逢冷战中期，《符号》记载了第一届世界妇女大会的盛况，发表了来自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中美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等国家和地区的妇女研究论文，其中拉丁美洲把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作为妇女面临的主要问题。进人80年代，新自由主义崛起，国际经济新秩序议程在联合国被排挤，全球与地区间的不平等进一步加剧。《符号》发表了对1980年哥本哈根妇女大会的不同评价，同时，澳大利亚土著妇女的生活变迁、非洲约鲁巴地区的妇女、印度农村妇女，以及苏联、中国、古巴和坦桑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妇女的生活都在《符号》的记载之中。这一时期，《符号》所探讨的论题涉及工业化国家贫困女性化、全球范围的家务劳动女性化，以及随着新女权运动而展开的同性恋、性骚扰、家庭暴力、婚内强奸、种族偏见等问题。80年代中期，世界政治版图继续处于发展变化中，“差异”问题逐渐为女性主义研究者所关注，《符号》于第11卷第2期推出专栏“不同的声音”，对妇女运动中排斥差异所付出的代价进行反思，发表了妇女在伊朗、妇女在伊斯兰、妇女在欧洲、妇女在俄国和波兰等强调特殊性的文章。后现代思潮异军突起后，黑人女性主义思想也倍受关注。1989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虽然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不再被列为单独的论题，但经济与政治转变中妇女受到的不平等对待被进一步揭示出来。性别平等的要求伴随着全球化及民主化进程，参与了这一时期国际政治的转变过程。把性别平等纳入决策主流化成为欧盟成员国的加入条件，在非洲地区妇女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比例显著上升，南非妇女在国会中的席位达到了29％，促进性别平等的机制被纳入立法和执法机构中。《符号》对上述内容都有所记载。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和交往技术的兴起为新组织模式的产生提供了可能，并重新构造了家庭、学校、城市、商业、国家及国际事务的关系。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妇女NGO论坛有50000人出席，代表3000多妇女组织，而1975年墨西哥大会论坛是6000名妇女代表114个妇女组织。在过去的15年里，妇女NGO组织以指数级增长。众多的女性主义活动家和学者们探讨了政治、经济、技术、教育、健康、贫困、生殖、就业、金融、法律、公民教育、艾滋病教育等领域的众多妇女问题。除了连续报道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及其影响，《符号》还以“全球化与女性”、“发展文化”、“后殖民的浮现与本土的女性主义”、“女性主义在世纪未”为主题推出专刊。 从第二项宗旨看，《符号》在跨学科的女性研究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它通过提出新的研究问题和分析方法，勾勒出女性主义认识论的轮廓。《符号》的两项宗旨不是截然对立，而是融为一体的。(见表1)[11] 重新审视既定的观念，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已有的性别解释框架，女性主义学术群体在改造传统知识论方面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早在七八十年代，《符号》就翻译介绍了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并把后结构主义理论引入女性研究领域。利用《符号》这一批判阵地，女性主义学者们对权力动力学(power dynamics)进行了谱系式解剖，挑战了普遍决定论，突出了造成种族、阶级、性别、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