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校女性学制度化模式分析.doc

中国高校女性学制度化模式分析关键词：中国女性学；制度化；本土特质 摘要：在中国女性学与高等教育体制接轨的过程中，目前有五种制度化形式已初显端倪，评价它们的优劣现在或许还为时过早。但可以预测的是：中国女性学的建制将来也绝不会按照同一种模式进行，多种建制形式并存的态势可能是中国女性学长期的现实。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09)02－0057－06 从西方女性学的发展来看，进入学院体制，实行学科化和制度化已作为一种适合于女性学长期发展的策略得到普遍承认。美国女性学学者玛丽莲J“过去，女权主义由于未能进入高等院校才以失败告终，甚至被人们彻底遗忘，而现在妇女学在学术界里几乎无处不在。”而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女性学在高等教育中制度化的实现。 按照华勒斯坦等人的研究，一门学科的制度化主要包括两部分：学科训练的制度化和研究的制度化。其具体步骤大致是：在大学里设立一些首席讲座，然后再建立一些系来开设相关的课程，学生在完成课业后可以获得某一学科的学位，从而完成了训练的制度化；研究的制度化往往通过创办各学科的专业期刊，建立学科学会、建立按学科分类的图书收藏制度等等而实现。国内学者陈振明概括得更为简明，“所谓的学科制度化建设，是指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的学术团体、专业杂志、书籍出版、基金资助渠道、教育培训、职业化以及图书馆收藏目录的确定等方面的建设，其中尤其以在大学教学的发展(专业、系、所、学院的设置)为要。”由此可见，一门学科要实现制度化就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极为关键的层面：即研究、培训、学院建制、教学以及相关的社会建制与基金资助等。笔者在这里所指称的“女性学制度化”，主要是指在女性学作为一门学术性学科的身份在高等教育中获得建制，并实行“系科化”，成为教育实体机构，进入高等教育主流。 韩国学者张必和在研究中把女性学制度化的过程与途径大致分为两类，她认为：第一，以美国为典型代表，女性运动作为社会运动的一个部门使女性学在大学内安家落户，这种模式也称从下面开始(bottom up)的革命，强调学生和教授们的要求成为进行制度化的第一步；第二，参照已经制度化的学校和国家的经验，并进行补充和发展这一模式，可以说是从上面(top down)开始的模式，韩国的梨花女子大学可视为这种模式的代表。从中国女性学在高等教育中制度化的形式来看，这两种模式的影子都有，同时它还具有一些本土的特质值得关注和深入探讨。 一、中国女性学制度化的历史回顾 中国女性学在高等教育中正式建制始于1987年，当时，中国女性学的先导者李小江在郑州大学创办了中国(大陆)高校中第一个妇女学研究中心。到1993年，中国高校共成立了4家妇女研究中心(郑州大学、杭州大学、北京大学、天津师范大学)。1993年中国正式承办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信息传开，当时的国家教委和全国妇联非常关注妇女研究的状况，高等院校一度掀起了女性学建制的热潮，从1993年至1995年两年间，有18家高校相继成立了妇女研究中心，截止到1999年12月底，在全国一千多所高校中有34家成立了妇女研究中心。这些兴建起来的“研究中心”基本上都只是虚体建制，“三无”(无编制、无经费、元场地)是其尴尬处境的形象描述。北京世妇会之后，由于缺乏相应的社会资源、学界支持以及机制保障，许多研究中心迅速萎缩了。 笔者以为，这一时期妇女研究中心作为一种组织机构的存在与真正意义上的学科建制是有很大区别的。最初，这些机构的建制基本上源于对中国社会妇女问题的现实关注，其工作虽然在学术研究和社会发展层面颇多进展，但研究者鲜有把女性学与课程设置、人才培养和知识传播等相联系，也就是说，许多妇女研究中心并未真正成为女性学的载体，当时国内的妇女研究者基本上都还没有意识到女性学与高等教育体制之间寓意深远的关系。她们在当时追求建制一方面是在政治号召下受到社会责任导向的影响；另一方面，就是受一般研究机构模式的影响，从经验和最朴素的感觉出发―那就是“做事”(如开会或做项目等)需要一个合法的平台；再者，这一时期妇女研究中心的建立也与当时学术界“建学潮流”和“组织热潮”的裹挟极为相关，女性学学者少有学科建设的自觉，对女性学的学理认识也并不清晰、成熟。 直至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国内女性学界对“gender”这一概念理解的逐渐深入，对女性学的学术理念、思维方法和教学方法才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也只有在这时，中国的女性学才与教学、课程、人才培养有了更多的关联，并与西方的女性学(wom-en’s studies)有了相似的含义和对话的共同语境。应该说，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妇联强有力的推动和中西方文化的交流，特别是在2000年，由福特基金会首开了在中国高校资助女性学研究的先例。这个开放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