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丽英-守护纯粹精神家园.doc

崔丽英:守护纯粹精神家园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内科主任、教授崔丽英说，每个人的成长，都离不开所处的环境，“协和精神”就像一条鞭子，鞭策着大家不断进取。我之所以能成为卫生部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是因为我生长在北京协和医院这块肥沃的土壤上，从协和医院几代人身上吸取了丰富的营养，个人的努力只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我应该做的是再接再厉。 我热爱自己的事业 2006年，青岛一位年近60岁的患者找到崔丽英，他在别处被诊断为肌萎缩侧索硬化症后，被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工作压力折磨着。崔丽英为他进行了基础查体和肌电图检查，检查结果与他之前获得的核磁检查报告得出的结论不同。“你把片子用特快专递寄过来吧，我们必须看到原片。” 这句话让患者节省了几百元钱，最终的诊断报告是肌萎缩被排除，这让患者和崔丽英同时感到了由衷的振奋。“通过认真检查，确诊他们没有患病的时候，我最开心。”崔丽英说。 2007年10月10日，坐在记者对面的崔丽英坦然、淡定，让人很容易想起室外平静且暖暖的秋阳，毫无张扬和修饰之意。 她不停地说，自己太平凡了，协和医院像她这样的医生太多了，甚至，面对记者，自己都不知道从何谈起。她微微一笑，眼睛里充满了坦诚。 崔丽英轻轻地说，她们这一代人在择业的时候，是党让干啥就干啥。高中毕业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如何评价这段历史暂且不论，两年多的“知青生活”使她看到了、学到了在目前为止任何一个大学都难以学到的东西。1977年高考恢复后，她考上了中国医科大学。1981年夏天，崔丽英到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内科进行临床实习，这个实习单位成了她此后的学校、工作单位和家。带教老师李舜伟教授的幽默和“游说”，让她对神经内科萌生了浓厚的兴趣。“答对了，100分！”李老师即时的表扬和兴奋情绪感染了她。对于复杂的神经内科，她干着干着就觉得自己喜欢上了。在那个个人理想被压抑、完全服从分配的时代，乖巧听话的她享受到了理想与现实相一致的喜悦。“做医生挺好的，我把行医看成是一件善事。” 在协和医院，崔丽英一干就是20多年。 目前，她承担着多种杂志的审稿定稿工作，同时又是科室主任、导师和医生。面对诸多的头衔，崔丽英说，医生才是我的本色。 1992年~1995年，崔丽英先后在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医学中心神经科和美国 DUKE 大学医学中心神经科肌电图室做博士后研究和访问学者，之后也常常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在这些岁月里，崔丽英把更好地为患者服务当作最愉快的事情。 今年，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改选，崔丽英当选为主任委员。她说，我热爱自己的事业，同时也深深感觉到了肩头的责任和压力。“老一代的主委们德高望重，是我学习的榜样。他们提携和培养了我，同时更是协和医院对我多年培养的结果。” 做一个好医生 25年前的一天，当崔丽英还在实习时，有一次查房，一位患者要方便，实习医生们都没反应过来，一位老专家却已经把便盆递给了患者。这一幕深深地影响了年轻的崔丽英。她说，老一代专家对患者、对工作的热情和专注，深深地影响着周围的人。 她还说，神经内科要开展肌电图业务，需要取正常人的数值和患者加以对照，一片肌肉上要扎20多次，才给两元钱的酬金，而我的老师每次都带头做。因为需要不同年龄的正常值，找不到小孩，老师就用自己的孩子来做。老师们都能做到这点，当学生的还能说什么？只要能做到的，协和医生都会尽全力去做。 崔丽英说：“刚迈入协和医院的时候，老师经常告诫我们，患者是我们最好的老师，20多年的临床工作我体会了这句话的意义。医术的提高需要临床经验的积累，但是必须把经验上升为正确的临床思维，才能解决临床中遇到和没有遇到的疑难问题。医生要在患者的床旁，通过详细询问病史和神经系统检查，才能做出正确的诊断并给出最佳的治疗方案。现代化检查设备的应用无疑给临床疑难病的诊断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但是神经科医生仍离不开手中的叩诊锤、音叉和大头针。在门诊经常看到一些患者手提各种影像检查结果，而病例记录却没有几个字。不耐心听患者的诉说，不详细查体，这是导致漏诊的重要原因。在询问病史中，除了详细还要根据患者的文化背景提出问题，对没有医学背景、文化程度较低的患者，不能单纯使用医学术语，要将医学术语翻译成大众的语言。曾经有一位患者外院诊断为视物模糊原因待诊，就诊多家医院，后来我问患者是看东西双影还是不全或少一块？他说是少一块，经粗测视野检查得到证实，后来头颅MRI检查证实为垂体占位性病变。” 做医生看病没有捷径或诀窍，就是耐心听患者的主诉，他们有时就是在重复书本上我们曾经在学校里背的非常熟的特点，临床经验的积累来自患者，来自你的认真聆听和详细的检查，借助已有的各方面知识，上升到正确的临床思维，你就是一个好医生。 除了临床常规工作外，2005年，协和医院神经内科还成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