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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清代治娼理路、措施及成败关键词：清代；娼妓问题；理路；措施 摘要：清代前后在两种不同的治理理路指导下，采取措施治理娼妓问题。措施本身有诸多亮点存在，也取得了些许成效。但由于清王朝无力化解官吏腐败、政令不执行或执行变相、色情文化泛滥等诸多社会存在的消极因素，加之时局巨变，致使清王朝面临的各种问题更趋恶化。最终不仅未能阻止娼妓之风蔓延，相反成为娼妓极为繁盛的时代。 中图分类号：D669.8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08)04－0035－07 娼妓问题是人类的昨天乃至今天最丑恶的性现象之一，也是中国社会躯体内的痼疾与恶瘤，其治理是国人亟待解决而又深感困难和沉重的话题。清王朝是第一个真正着手全面整治娼妓问题的王朝。其早期对娼妓顽疾的治理，几乎到了“斩决”的程度。尽管晚期因时局变迁，不得不自行解禁，推行“寓禁于征”的政策，但其初衷也是试图以“合法”来限制“非法”，进而逐渐达到禁绝娼妓之效。然而，清王朝两种治理理路之实践，均未能阻止娼妓之风盛行，相反还成为娼妓极为繁盛的朝代，此中缘由值得探索，亦催人思量现代治理娼妓顽疾之路。有感于此，笔者拟对清代娼妓问题进行回顾和研究，总结其治娼理路和举措，探析其成败及原因，以期对中国现阶段娼妓问题的治理有所裨益。 一、清代娼妓概况 清初，统治者基于明末纵欲风气盛行，以致娼妓繁盛，在江南还出现了“妓家各分门户，争艳献媚，斗胜夸奇”的景象，为维护社会风化及社会秩序，厉行查禁娼妓，一度遏制了娼妓顽疾继续蔓延和泛滥之势。 然而，清王朝的查禁只是结束了官妓的风流使命，私妓则乘隙而起。史载“由顺治历康熙，虽用国家明令法律，消灭了历代相沿的官妓制度”，但“雍乾以后，娼妓则依然存在”。“当时如广州、南京、苏州、杭州、宁波、潮嘉等地，裙屐声歌，都非常繁盛”。由于“时际升平，四方安乐，故士大夫俱尚豪华，而尤喜狭邪之游。在江宁则秦淮河上，在苏州则虎丘山塘，在扬州则天宁门外之平山堂，画船箫鼓，殆无虚日。妓之工于一艺者，如琵琶、鼓板、昆曲、小调，莫不童而习之，问亦有能诗画者，能琴棋者，亦不一其人。流连竞日，传播一时，才子佳人，芳声共著。”不仅天子脚下的京城有大量娼妓存在，就连边远的西藏地区亦有“名妓”存在。史载“鄂云浦中丞(即鄂顺安，道咸问曾任驻藏大臣帮办)驻藏时，有一傅粉抹脂者，居然名妓也。身价甚高，招之不能即至。其名四字，人唤不清即以仓场侍郎呼之，盖其字音相近也。可为绝倒。”娼妓还分门别类，不仅有私人单独营业的私娼，亦有豪门豢养的专门用于接待往来客人和娱乐的“家妓”；既有私人开设的青楼妓院，也有各地广泛存在的船妓。史载“广州珠江蛋船不下七、八千，皆以脂粉为生计”，“福建省城南门外地名南台，人烟辐辏，泊舟者甚多，大半妓船也。” 法国人蒲罗儿曾说：“凡一个国家，当国势颠危，民众起来革命时候，社会上骄奢淫佚(逸)，比平时来得格外厉害”。鸦片战争后，中国先后有约开、自开商埠一百有余，它们在欧风美雨侵袭之下迅速发展，早期现代化得以启动，城市结构发生转化，而清廷处于外侵内乱的境地，娼业因而更盛。各地私妓公然各立门户，麟次而居，或倚门迎客，或招摇过市。其时上海娼妓事业与工商业有骈进之势，其“青楼之盛，甲于天下。十里洋场，钗光鬓影，几如过江之鲫。”且“每逢国家有变故，而海上北里繁盛，益倍于从前。”一成丰时北京城也“妓风大炽，胭脂、石头等胡同，家悬纱灯，门揭红帖，每过午，香车络绎，游客如云，呼酒送客之声，彻夜震耳。士大夫相习成风，恬不知怪”。尽管南方在太平天国的所辖城市中，曾出现过“娼妓是完全绝迹的”的景象。但好景不长，娼妓或变相娼妓很快便呈泛滥之势。不仅诸王及其官佐养家妓、私妓成风，最后就连普通战士也可到“女馆”享受性服务。“同治中兴”期间，通过北京政变上台的慈禧修订了《大清律例》，删除了“京师内外拿获窝娼至开设软棚日月经久之犯，照例治罪”的内容，默认了妓院存在的合法性。娼妓因而日趋“繁荣娼盛”，逐渐形成了不同等次的妓女，以供不同消费群体享用。据记载，其时上海最下等者为“钉棚”，”出银币三角于光天化日下，即可求欢，”娼妓之泛滥由此可见一斑。租界内也呈现出“娼寮妓馆，?风骈集，列屋而居，倚洋人为护符，吏不敢呵，官不得诘，日盛一日，几于花天酒地矣”的景象。 庚子之变事发后，联军的“铁蹄”踏遍京城，清王朝国势危如累卵。为维持统治，清王朝遂决意施行新政，整顿政事，以图富强。面对娼妓蔓延而自身治理又深感乏力的状况，清王朝改变了治理娼妓问题的理路，转而沿袭历史传统，推行“寓禁于征”的政策，进一步放宽了对娼妓业的查控。1905年，清廷设立了巡警部，后又设立内外城巡警厅，开始抽收妓捐。翌年，巡警部改为民政部，开始将公娼制度向各省推行。清王朝的本意是试图通过加重抽收“花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