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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语词汇控制效率途径 １．引言 在双语研究中，对双语心理词库的探究有较长的历史，很多问题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开始探讨（如Ｅｒｖｉｎ　＆Ｏｓｇｏｏｄ　１９５４，转引自Ｇｒｅｅｎ　１９９８），到现在仍有许多研究者致力于这项研究（Ｃｏｌｏｍeacute;＆Ｍｉｏｚｚｏ２０１０；Ｋｒｏｌ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祁志强等２００９；崔占玲等２００９；陈新葵、张积家２０１０），但都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早期的研究多数集中在词库的表征与结构上（如Ｋｒｏｌｌ　＆Ｓｔｅｗａｒｔ　１９９４；Ｐｏｔｔｅｒ　ｅｔ　ａｌ．１９８４；董燕萍１９９８），而近几年学界不仅关心其表征与结构，而且关注其通达，尤其关注双语者如何通过控制两种语言来正确选择目标语言（Ｋｒｏｌｌ　＆Ｄｅ　Ｇｒｏｏｔ　２００７）。相关研究分别在行为和神经层面展开（Ｃｏｌｏｍeacute;＆Ｍｉｏｚｚｏ２０１０；Ｉｂaacute;ｎｅｚ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刘文宇、隋丹妮２００９；赵俊华、莫雷２００８）。关于双语词汇表征，一个经典的模型是Ｋｒｏｌｌ和Ｓｔｅｗａｒｔ（１９９４）提出的修正的层级模型（Ｒｅｖｉｓｅｄ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该模型认为，源于两种语言水平以及学习过程的不同，两种语言间词汇联系强度以及词汇与概念联系强度是不对称的。在词汇联系的方向上，从Ｌ２（二语）到Ｌ１（母语）强，从Ｌ１到Ｌ２弱，而且两者会随着Ｌ２熟练程度不同而变化；在词汇与概念联系上，当Ｌ２水平较低时，Ｌ２词汇主要通过Ｌ１词汇与概念联系起来，当Ｌ２水平较高时，Ｌ２词汇建立与概念表征的联系，Ｌ２词汇可以直接通达概念表征，但是和Ｌ１相比，Ｌ２词汇与概念的联系比较弱。根据该模型的强式表述（ｓｔｒｏｎｇ　ｖｅｒｓｉｏｎ），对于不平衡双语者来说，正向翻译任务（Ｌ１rarr;Ｌ２）经过概念中介而完成，反向翻译任务（Ｌ２rarr;Ｌ１）则无须通过概念中介，Ｌ２词形可以直接通过Ｌ２rarr;Ｌ１词目（ｌｅｍｍａ）联系而完成Ｌ１词形激活过程。修正的层级模型能够解释很多现象，至今仍然非常有影响（Ｋｒｏｌ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然而，Ｇｒｅｅｎ（１９９８）认为这是个不完整的模型，因为该模型没有具体阐明双语者如何控制两个语言系统以达到预定目的，例如双语者在对一个语词进行翻译的过程中如何避免对其进行命名。Ｇｒｅｅｎ（１９９８）认为这个问题可以在抑制控制模型（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ｏｄｅｌ，简称ＩＣ模型）的框架下得到解决。ＩＣ模型对双语的控制是通过双层控制系统，即注意监管系统（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ｙ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Ｓ）与语言任务图式（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ａｓｋ　ｓｃｈｅｍａｓ）来实现。具体来说，注意监管系统调整语言任务图式的激活程度，抑制与任务无关的图式，保证激活的图式符合任务要求；语言任务图式核查词注的语言标签（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ａｇｓ），抑制不匹配的（非目标语言的）词目，保证目标语言的词汇生成。有效的双语控制与工作记忆的运作密切相关。根据Ｂａｄｄｅｌｅｙ（２００６），注意监管系统相当于工作记忆模型中的中枢执行控制系统（ｃｅｎｔｒａｌ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ｏｌ）。此外，有效的抑制需要足够的认知资源（Ｇｒｅｅｎ　１９８６），而这些起抑制作用的认知资源主要是工作记忆资源（Ｅｎｇｌｅ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５）。也就是说，工作记忆的个体差异可能会影响词汇层面的双语控制。但迄今为止，就我们所知，还没有研究直接探讨这个问题，因此本研究希望在这方面进行尝试，以深化我们对双语控制的认识。已有的工作记忆容量理论认为，工作记忆容量差异导致个体能用于认知活动的资源不同，于是个体间在信息处理速度和准确性上存在差异（Ｄａｎｅｍａｎ　＆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　１９８０；Ｊｕｓｔ　＆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　１９９２）。这种个体差异主要表现在对认知资源要求较高的任务中（Ｅｎｇｌｅ＆Ｏｒａｎｓｋｙ　１９９９；Ｓｈａｈ　＆Ｍｉｙａｋｅ　１９９６），如低广度个体往往表现出信息处理滞后或错误等特点。既然工作记忆资源是抑制资源的重要来源，工作记忆个体差异就可能导致能用于抑制的资源的不同。在对抑制资源需求较多的任务中，高广度个体比低广度个体在抑制控制方面更加高效。以词汇翻译为例，对不平衡双语者而言正向翻译难于反向翻译（Ｋｒｏｌｌ＆Ｓｔｅｗａｒｔ　１９９４），因此在较难的正向翻译中工作记忆效应可能更加明显：在正向翻译中，高广度个体的双语控制绩效优于低广度被试，而在反向翻译中，高低广度个体的双语控制绩效没有显著差异。 ２．研究设计 本研究旨在检验工作记忆的个体差异是否影响词汇层面的双语控制。我们采用汉语阅读广度任务测量个体工作记忆的广度，使用翻译识别任务（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测量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