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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文学题名翻译 题目的翻译需要用到“神似”“形似”“直译”“意译”等语言转换领域的重要规则，对这个领域的研究很有必要。笔者认为自己对这方面的认识有一定的局限，希望能与译界同行共同对此进行探讨。 一、我国外文题目翻译之严谨的译风 好的题名对一部作品非常重要，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所以一般都要求作品题名要简洁生动，突出主旨，而且要统领全篇，令人一看就有阅读的欲望。“立片言以居要”，一个精彩的题名并不是那么容易就会构思出来，需要花费很大的心思，精心琢磨才能定下来。《子夜》是茅盾先生的著名作品，作为当代的文学界泰斗，对该书名的拟定也不是一蹴而就，颇费了一番工夫。他在对该书命名时有三个备用名:《夕阳》《燎原》和《野火》，最初茅盾对《夕阳》这个名字很中意，因为这个名字很符合当时的时局，寓意表面全盛的蒋政权实际上已经是强弩之末，“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了。最后为了符合革命形势的发展，该书定名为《子夜》，取黎明即将到来之意。为了做到形神兼备、更好地表达主旨，该书定名前后用了三年的时间，可见定名之难。戈宝权先生作为翻译界的老前辈，就曾针对立书名“居要”难的问题在《谈译事难》一文中专门提出，有一节的名字就是“翻译书名难”。其实译书名，除了要求译者能掌握原文的“居要”外，最难的是选择形神兼备的另一种合适表达语言，努力让译文具有不输于原文的风采。每一部作品都有其独有的社会背景和地域文化，要正确解读作品的内涵，就对译者驾驭两种语言文字的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同时要求译者对不同语种的文化内涵及其背景有深入的了解。只做到这两点还不够，具备严肃认真、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和科学正确的译风尤其重要。 二、我国外文题目翻译之特点 翻译外国著作在我国已经有一百多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我国的翻译工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直译”“意译”之争在我国译坛已有数十年，姜椿芳先生作为当代译著界很有名气的学者，对译风的演变他这样认为:中国的译风经历了三代:第一代以“意译”为主，严复前辈是代表。第二代译风是“宁信不雅”，鲁迅先生是提倡者。第三代译风是尊重原文、等值翻译，这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的译风。这种译风对译者的要求更高，既不同于直译，也不同于意译，要在尊重原文、不改变原文意境的基础上，传达出原文的韵味。这种结论得到译界的认可，结束译坛数十年的争论。它在告诉大家这样一个道理，直译和意译作为翻译的必要手段，绝不等同于死译和乱译，也没有轻重、主次、优劣之分，在翻译时只有根据需要将两者密切融合，才能做到对原文完美表达。 评价一个译者的水平，不考虑语言因素，实际上就是对译者掌控直译和意译能力的评价。但是译者在译著的过程中，一定要把握一点，那就是不管采取哪种翻译手段，遵循哪种翻译方式，忠实于原文这一点不能变，实现形神兼备的等值翻译是最终的目标。这一准则在笔者看来，既适用于一整部作品的行文，又对作品的题名翻译有着非凡的意义。因为一部作品的题名，显示着一部作品的灵魂，要让读者一看到它，就仿佛看到了整个文章的光辉，起到高屋建瓴的作用。 同时作品的题名要与整部作品融为一体，同时又要高于行文，通过简短的寥寥文字，表达出洋洋数十万言的主旨和精髓。所以一部好的译著题名，不仅仅是几个文字那么简单，它是作者投入大量的精力精心雕琢的结果，表达着作者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和驾驭文字语言的功力。笔者认为，直译是译著题名的最好方式，尤其对以主人公姓氏命名的题名，应尽可能直译。这种貌似平淡的题名其实有着深奥的内涵，含而不露显示出其独有的魅力。我们以《红与黑》为例，《红与黑》是一部很有名的作品，作者司汤达尔是法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在《红与黑》之后，他又著作了《红与白》，“红”“黑”“白”，很简单的几个字，却给人们带来长久的思考。对于该题名的内涵，从19世纪开始经过了20世纪，再到21世纪，国内外学者对于“红”“黑”“白”的探讨还在继续，至今仍无定论。题名的深奥可见一斑。我们再来讨论一下托尔斯泰的大作《复活》的含义:该文中的复活贯穿了整个文章人物的精神道德变化，复活这个词被赋予的是精神道德的再生，生死生的思想道德变化历程时时体现出题名《复活》在文中的统领作用。 我们都知道西欧文学和我国的文学不一样，尤其是作品的题名，用主人公姓氏命名非常普遍，这种直接的命名让人一眼就能明白贯穿主人公命运是作品的主线，很好地突出了文章的主旨。对于这类作品的译著，都是采用题名直译，使读者对主人公的形象印象深刻。像大家熟悉的以主人公题名的国外名著《奥勃洛摩夫》《安娜卡列尼娜》《罗密欧与朱丽叶》等，一提到这些作品的名字，读者就会联想到作品主人公的形象，并对此作出生动的刻画，比如提到优柔寡断，大家就会想到哈姆雷特;看到《奥赛罗》这个名字就会联想到主人公是嫉妒形象的代表。读到堂吉诃德就会将他和愚勇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