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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出版观念变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促使新时期文学创作发生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随着改革开放、经济转型的不断深入，文学出版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迁，由单一的内容生产转向日益多元的出版策划，从而对文学的生产方式、存在形态和传播形式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文学出版积极引领“思想解放”潮流，以饱满的激情践行文学理想，注重作品内容的生产，创造了空前的文学阅读热。进入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文学出版在体制转轨中开始了市场化转型。新世纪以来，文学出版全面走向市场，迅速进入“策划时代”，在图书市场上不断引领阅读风尚，从而对文学的生产、传播和接受体现了强烈的形塑作用。 一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以传统传播方式为主导的时代，纸质载体一枝独秀。其时，图书出版和文学期刊是文学传播的双子星座，书刊等文字载体成为人们获得知识信息、进行文化消费的主要渠道。这一阶段的出版机构主要是生产型机构，图书出版注重作品内容的生产。满怀文学理想的出版人，积极引领时代风气之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突破思想禁区，不拘一格地大量出版各种国内外文学作品，及时满足了广大读者对图书的渴求，从而以繁荣的出版格局促成了80年代文学的大发展。 早在1979年12月，国家出版局在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就明确地提出了新时期出版工作的基本任务:“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传播、积累科学文化知识和成果，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1〕重新确立了出版工作“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基本方针。从此，在文革中备受摧残、一片萧条的文学出版业，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主旋律下全面复苏。富有责任感和文学理想的出版人大胆从文学本身出发，不断突破创作和出版的禁区，通过极富时代气息的文学出版推动了“思想解放”运动的不断深入，使文学阅读成了80年代人的精神盛宴。 以此为契机，出版人以敏锐的眼光、力排众议的决断，出版了大批反映时代人生、启迪人心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大胆扶持并出版了一些争议很大的作品，参与并推进了“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反思文学”等文学思潮的发展。如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韦君宜，敢于突破坚冰，力排众议，在种种掣肘中披荆斩棘，为促进当代文学的出版发挥了积极作用。见证了这段历史的何启治回忆:“如果不是她亲自到湖南约稿，而且毫无私心杂念，冒着风险做出决断，恐怕不会有《将军吟》;像《生活的路》、《冬》、《铺花的歧路》等作品，现在看来很平常，但当时却有反对出版的意见，韦老太觉得自己的威信不够，就将这些作品都搞了故事梗概，亲自送给茅公过目，茅公都肯定了，这才出版;她不断地鼓励张洁，帮她修改《沉重的翅膀》，在张洁受到批评和压制时，保护她，亲自找胡乔木和邓力群等领导同志做疏通和解释工作，可以这么说，没有韦君宜，《沉重的翅膀》就不会经过修订而获得茅盾文学奖，也就没有今天的张洁。”〔2〕80年代初期的文学出版正是在这种“披荆斩棘”中与文学思潮形成了有机互动的格局，无论是“伤痕文学”直面社会、控诉文革罪恶的问题意识，还是“反思文学”从人性的角度反思时代、呼唤美好，亦或“改革文学”慷慨激昂、大刀阔斧的政治热情等，都鲜明地体现了文学代现实社会和人生“立言”的启蒙精神。随着文学“启蒙运动”的深入，在学术界“重写文学史”理念的推动下，大量在“十七年文学”及“文革文学”中备受忽视和冷漠的作家作品也得以重新研究和出版。这包括“二三十年代的新月派、象征派、现代派诗歌，30年代上海的“新感觉派”小说，沈从文、废名、卞之琳、萧乾、朱光潜、李健吾等“京派”作家的创作和批评，胡风、路翎等“七月派”的理论、创作，“孤岛文学”中的钱钟书、张爱玲、师陀，穆旦、杜运燮、郑敏等“中国新诗”派的诗”。〔3〕这一切都对新时期的文学创作和接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一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不仅促进了创作的繁荣和文学理论研究的深入，还促进了文化视野的开放，饱受禁锢的外国文学重新进入出版领域。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以丛书的形式译介、出版，在80年代形成阅读热潮，直接促成了当代文学创作与世界的接轨。其中标志性的事件是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的“外国文艺丛书”。这套丛书收入的都是西方20世纪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如加缪的《鼠疫》，卡夫卡的《城堡》，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卡尔维诺的《一个分成两半的子爵》，索尔仁尼琴的《癌病房》，罗布－格里耶的《橡皮》，《劳伦斯短篇小说集》以及贝克特等人的《荒诞派戏剧集》等。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上海译文出版社联合出版了“外国文学名著丛书”，〔4〕收集整理了从希腊史诗到19世纪末的大批外国名家名著。而上海译文出版社和外国文学出版社联手推出的“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5〕更是大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