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公共行政伦理比较研究.docVIP

中西方公共行政伦理比较研究摘 要：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正经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人治国家向法治国家、特别是由等级身份性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型。然而公共行政伦理转型却有所滞后，诸多社会矛盾直接拷问政府的公共行政伦理问题。从中西公共行政伦理的现状入手，试图以中西传统核心观念的分析为突破口，对由这些核心观念而引发的中西方公共行政伦理建设的特点进行比较，在中西传统社会中探寻中国公共伦理缺失的深层原因并对转型期中国如何加强公共行政伦理建设提出理性的建议。 关键词：公共行政伦理；中国；西方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3-0224-02 一、中西公共行政伦理现状 所谓公共行政伦理，指的是“在公共行政活动过程中，以实现公共行政价值为目的而用来调节公共行政主体与公共行政客体之间特定公共行政关系的应然性要求和伦理性规范”[1]，其实质是处理“官”与“民”之间关系的伦理规范。当前，世界各国日益重视公共行政伦理建设，因为公共行政的伦理德性、行政人员的道德水平直接影响到政府主导下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建设，并进一步制约和影响社会建设和发展的方方面面。 西方的公共行政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从最早期的法国政治家罗伯斯庇尔提出美德是政府的最高管束者后来华盛顿倡导行或道德是民主政府之源再到凯恩斯学说确立起德人政府统观，在调和阶级冲突的原则下始终没有滑离过伦理道德轨道”[2]。而在权力问题上，西方从不“侈谈对人的信任”，而是倚重宪法的锁链来约束行政官员的行为。建立在制度和法治之上，西方官民之间形成的是一种契约关系，“官”对“民”负责，以民为本。 而在中国，由于长期奉行重道德自律、轻制度外约的行政伦理教化模式，极大地制约了基本制度伦理优势的发挥，与此同时，对官员人性弱点正视不够、制约不力而引发的伦理问题不断加剧，官民矛盾进一步恶化。而近三十年的“社会转型期所带来的规范真空和追求财富正当性的释放，使中国公共行政官员更加陷于前所未有的行政伦理冲突或困惑之中”[3]。这几年出现的暴力拆迁、官二代现象等现实问题直接拷问政府的公共行政伦理问题。 这些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那么中西公共行政伦理现状差异背后的原因何在，本文试图以中西传统核心观念的分析为突破口，对由这些核心观念而引发的中西方公共行政伦理建设的特点进行比较，在中西传统社会中探寻中国公共伦理缺失的深层原因并对转型期中国如何加强公共行政伦理建设提出理性的建议。 二、中西传统公共行政伦理追溯 中国传统公共行政伦理是植根于中国古代以农耕为“本务”，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的特殊的自然经济土壤之中的，农业经济长期占主导地位，商品经济很不发达，人们的生活圈相对集中，活动范围较为固定，交往空间相对局限，人们形成以“血缘关系”为轴心的人际关系网络，“血缘制下的氏族成员以一定的宗法上的身份出现，持有特定的称谓和名分，在人之上有血亲关系和礼，人的行为是由礼规范的”[4]，相应也形成了与这种农业性社会相适应的以血缘人伦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和伦理政治。血缘以及由此推展开去的私人关系和“面子”便成为中国行政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种人情主义，而人情主义排斥公正、自由、平等的法治精神，其实质就是以亲缘等级为内容的人治。 再者，“从西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力倡性善论，中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儒、佛、道三教的融合，至宋代理学产生，性善论成为中国人的普遍信仰”[5]。性善论强调人的本质是善的，“只要不断地进行道德教育，不断地进行伦理规劝，就可使人性始终保持在至善境界”[6]。此外，它也为“德治”的实施设计了一条“以德行仁”、“为仁由己，由己而人”的王道路径，形成了“内圣外王”的治国理念。这些观念对人性表现出过于乐观的自信，它们把社会调控的机制主要看做是人的仁心自觉与意志自律，认为社会没有必要设立防人之恶的各种规范，与其立法设刑，不如强化道德，从而忽视了制度建设的必要性，进一步导致贤人政治，形成皇权与官吏崇拜，从而造就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人治传统。 无论是血缘人伦关系基础上的伦理政治还是对性本善的人性假设，事实上，中国的传统公共伦理强调的都是一种仁政和礼治，是一种德治主义――以情理为基础，强调“关系本位”的人情网络而非法律上的公正平等性；以内倾文化的挖掘为重点，过于强调贤人政治，导致中国人长期以来对权力的崇拜，忽视了对最高权力进行制度化、法制化的约束，权力信仰代替法律信仰；以亲缘等级为内容的人治抑制了契约意识的萌芽，“官本位”色彩浓厚，民众缺乏个体的自我意识和独立意识，尊卑有序的臣民意识阻碍了现代民主观念的发展。 正是受中国这样一种传统公共伦理观念的影响，现代的行政明显缺乏法律规范和民主意识，“民本位”思想色彩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