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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公民参及中薄弱环节摘 要：在关于公民参与的研究中，管理者与公民之间的信任问题时常被忽视。如果没有信任，那些倡导、授权、促进公民参与的政策都无法得到有效的贯彻。而经验证明，管理者很难给予公民真正的信任，其原因是管理者对公民能力的质疑以及公民参与的高成本、高风险的预计。由于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信任与否直接决定着公民参与的程度，而公民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主要是通过个人、组织和社会三个方面实现的，所以要推进公民参与就必须从个人、组织和社会三个方面寻找契机以促进管理者与公民之间信任的提升。 关键词：信任；公民参与；管理者；公民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3-0216-02 一、社会学中的“信任” 在社会学中，“信任”是理解社会关系和社会发展的核心概念。大多数的社会学家都认可这样的观点：信任是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的一个变量；信任需求是国家政权和专业人员权力膨胀的自然反应；信任是对公共权力的一种社会控制机制。表面看来，这些判断并不能推导出管理者对公民信任的充分条件，因为公民不具备某种实际权力来威胁政府及其代理机构。 社会学家对信任进行了多领域的研究，但就管理者对公民的信任方面的深入研究还很少。社会学家Offe指出了信任的四个维度：（1）公民彼此的信任；（2）公民对政治精英的信任；（3）政治精英间的信任；（4）政治精英对公民的信任。前三个维度在社会资本研究及政府信任研究中经常被提及，但是第四个层面的内容却常常被忽视。总体来说，社会学家还没有深刻认识到政治精英对公民信任的重要意义。 二、信任的研究路径与定义 对信任的研究有两种路径，一种是以Hardin和Williamson为代表的经济学解释，另一种是以Baier和Uslaner为代表的伦理道德解释。 Hardin和Williamson以个人主义方法论为基础对“信任”进行经济学解释。他们的假设前提是：（1）信任与被信任来源于对个人利益的有效激励；（2）信任遵循经济学和算术学的逻辑，个人信念、成本和收益是判断的基础；（3）信任是一种认知，来源于对被信任者的承诺所做的评估；（4）信任是降低风险的有效方法；（5）委托人通过获取信息来决定是否继续信任其代理人。这种经济学解释路径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它的逻辑出发点是“信任”，但却无法为自己进行有效的举证。理性行为者进行风险评估并计算预期收益，此时做出的“信任”决定是真实的吗？“信任的核心理念应该是：信任不是在自我理性判断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当信任来自预期的积极互利判断时，信任就只是另一版本的经济利益交换活动。[1]”鉴于信任既是一种理性活动，也是一种道德责任，所以应提倡用Baier和Uslaner的道德分析来弥补经济分析的逻辑缺陷。 Baier和Uslaner以伦理哲学为知识基础对信任进行分析，他们主张：（1）信任是由社会和道德关系决定的。信任是道德断言的一种形式，与主体的自我定义、人格发展、道德判断密不可分；（2）信任遵循一定的内在逻辑，它往往是一种伦理选择而不是个人效用的最大化策略；（3）信任是一种积极态度，与乐观情绪、安全感和愿望相联系；（4）信任与风险感不共存；（5）信任是可以验证的――如果我信任你，那么我会以信任的姿态来理解你的行为。 信任是具有多重内涵的复合概念，可以进行多学科、多视角、多维度的分析。但多数学者仍认可有些固定内涵存在于“信任”的概念之中：比如对未来的乐观预期，以及对风险和不确定承担责任等。如Rousseau认为，“信任意味着对他人的行为和意图始终抱有乐观的预期，信任是一种乐意接受被动状况的心理状态。”[2] 在不同的环境背景下，对于不同的人来说信任有着不同的含义。而管理者对公民的信任的含义则更为复杂和深刻，因为“管理者”和“公民”本身就包含着复杂的意蕴。“公民”是一个复杂的群体，他们有着不同的背景和偏好，但是他们却又是一个整体。而管理者对于公民的信任，不仅来自于他们工作中亲身接触过的部分公民，也包括他们的家人、朋友，以及他们通过教育机构、媒体等得到的信任发展契机。 管理者对公民的信任可以定义为管理者的自信，即管理者相信那些受自己工作影响的公民参与到管理中来时他们能够按照有序并有助于提高自己工作绩效的方向发挥积极作用。这个定义中包含着管理者对公民的能力、正直、诚信的肯定。另外这个概念也包括了个人利益和组织利益，因为个人工作绩效的提高不仅对管理者个人有利，同时对于公共利益也是有意义的。 三、政府与公民的信任关系以及对公民参与的影响 从多地的经验不难看出，公民与政府之间的信任关系并不十分融洽。社会学家Peel认为公民对政府的不信任是对政府失信的理性反应。“在所有关于公民权和公民参与的研究中，很少有人同意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