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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中国幼儿母亲育儿压力特点及相关因素【摘 要】 目的:考察居住于日本的中国母亲的育儿状况及育儿压力的相关因素。方法:采用方便取样,选取在日本关东圈内与配偶共同居住、育有0～6岁婴幼儿的中国母亲132名,用夫妻关系满足量表(Quality Marriage Index,QMI)来测量夫妻关系满意程度(≥18分为夫妻关系良好组,18分为夫妻关系不良组),用育儿压力量表考察中国母亲的育儿压力特点。结果:3个或3个以上孩子的母亲(n=7)的育儿压力低于拥有2个孩子的母亲(n=48)或1个孩子的母亲(n=77)[(60.14±15.46) vs.(87.29±19.79),(83.70±20.31);P=0.009,0.003];女孩母亲(n=62)的育儿压力低于男孩母亲(n=70)[(79.45±22.50)vs.(87.57±18.11);P=0.023]。夫妻关系不良组母亲(n=51)的育儿压力高的可能性比夫妻关系良好组母亲(n=81)高4.21倍;无职业母亲(n=59)的育儿压力高的可能性是有职业母亲(n=73)的2.63倍。结论:夫妻关系满意度、就职状况、孩子的数量及性别与在日中国人母亲的育儿压力相关,夫妻关系满意度高、有职业、孩子数量较多且为女孩的在日中国母亲育儿压力更低。 【关键词】 在日中国人;育儿压力;幼儿母亲;夫妻关系满意度 中图分类号:B844.5,C91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29(2010)009-0718-05 doi:10.3969/j.issn.1000-6729.2010.09.018 育儿压力(parenting stress)是指父母在面对育儿要求时所产生的负面心理反应[1] 。其核心是父母对得到可获得资源以达到对父母角色要求的认知(包括相关知识、技能),当父母的资源预期不能与角色要求相匹配时,育儿压力就产生了[1]。因此,当母亲角色的要求越高,或所能支配的资源越少,母亲所知觉到的育儿压力水平就会越高。母亲角色要求和资源相关的因素,均有可能影响到母亲的育儿压力。另外,较低的婚姻质量感受也与母亲较高的育儿压力水平有关[2]。研究显示,过高的育儿压力将导致母亲与孩子间的情感交流减少,对自身行为无法清晰地认识,解决育儿问题的能力降低等问题,并导致消极的育儿行为,同时对幸福感也有负面影响[3]。 有登记的居住在日本的中国国籍者在2008年末为655377人,是在日本人数最多的外国人[4],其中,以生育最活跃的20～40岁最为集中。在中国,夫妻双方均就业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现象,育儿的责任由父母双方及亲属共同承担,保姆的佣金也相对便宜,母亲在育儿环境更易得到支援,因而大幅度地减轻了母亲们对育儿本身的工作量[5-7]。而在日本,女性的劳动率在生育高峰期的30岁前后呈一度低落,之后再度上升的“M型” [8]。在拥有孩子的共同劳动的年轻夫妇家庭中,“丈夫全职,妻子兼职”的情形占了5成[9]。同时,日本的男性花费在家务事及育儿上的时间,在全世界范围来看都属于最低的水平,育儿负担多集中在女性肩上[8]。由此可见,对处于育儿期的日本母亲来说,日本社会是一个育儿与工作难于同时兼顾的社会。另外,日本的保育所及幼儿园虽然保育条件良好,但对于在日中国人,也存在诸多的不利因素[10]。而对外国人来说,因为语言障碍而孤立无援的母子不在少数,研究显示外国人母亲对各种福利设施的利用率极低[11]。因此,在日本的中国母亲可能会感受到较国内大得多的育儿压力。 本研究以居住在日本的中国人母亲为对象,着眼于她们中国文化背景及日本育儿环境的影响,关注她们所感受的育儿压力状况及相关因素,以期对在日的中国母亲及准备赴日工作生活的中国人增强家庭功能、改善婚姻质量、提高养育成效提供参考。在本研究中将育儿压力定义为,正在养育婴幼儿的母亲面对与育儿相关联的刺激时,感到负担从而产生了生理及心理的负面感受的状态。 1 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2008年8月～10月,采用方便取样法,选取与配偶共同居住在日本关东圈内的中国人母亲为调查对象。入选条件为本调查实施时,正在养育0～6岁婴幼儿,且持有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同意参加本研究者。用3种方式收集样本:①向有较多中国人居住的关东圈都市的市役所保育科电函说明研究要旨,得到认可后,通过市内各保育所的职员向中国人母亲发送带有回函地址及邮费的调查问卷,母亲们完成问卷后自行封口投递寄出。使用该方式发送问卷215份,回收55份(回收率25%);②运用snowball sampling(滚雪球法),向周围认识的中国人母亲发送问卷80份,回收46份(回收率57%);③在有相对较多中国人集中的教会、交流中心和幼儿绘画、钢琴、中文学习班,向在场的中国人母亲直接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