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曙光谈谈田野调查法.docxVIP

王曙光：谈谈田野调查方法一、引言：继承北大农村研究和农村调查的传统十几年以来，我一直在从事农村经济领域的研究。北大的各个院系的老师，也有很多从事农村经济或农村社会相关领域的研究，而且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但是客观来说，从整个北大的角度而言，农村研究以及田野工作的整体氛围还有待改善，整体的影响力还有待提高。与历史上北大农村研究以及田野工作的辉煌相比，当下的情况不能令人乐观。是不是北大的学者不关心农村研究，不关心农村发展？绝对不是。北大实际上还是有一批农村学者，但是可以说总体上还没有形成一种氛围和气象，这种风气和团队的影响力还远远没有塑造起来。北大历史上农村研究和田野调查有很悠久的传统，而且出现了几位农村研究与乡村建设实践方面的大家。北大有四个前辈学人在这方面有突出的贡献。其中之一就是哲学家梁漱溟先生（1893-1988），他30年代在山东开展乡村建设试验，是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先驱之一。其二是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陈翰笙先生（1897-2004），他27岁就在北大任教，后来带领薛暮桥、孙冶方先生等进行农村调研，其研究成果至今在国外有重要地位。第三位是于树德先生（1894-1982），东京帝国大学毕业，1923年在北大任教，后来又任教于燕京大学，他是李大钊的挚友，并曾受毛泽东之邀到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农民合作社理论，是公认的我国农民信用合作运动的先驱。第四位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1910-2005），他在3、40年代写出《乡土中国》、《江村经济》等传世名著，一生倡导田野调查，关注乡村发展。可以说，北大有悠久而深厚的农村研究和农村调研的传统，我们应该继承这个传统。一个人选择自己的学术方向，有很多偶然性，也有一定的必然性。偶然性与国家社会发展的大势以及自己的学术训练有关，而必然性与研究者个人的性格、价值取向与偏好有关。我选择农村经济和农村金融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可以说偶然之中有必然：我从小在乡村生活，一直保持着与乡村的密切联系；从秉性上来说，我倾向于松散的生活调子，摆脱不了浓厚的小农生活习气，故格外偏好乡村方面的研究与观察；从学术训练上来说，我在读研究生和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一直在作发展金融领域的研究，博士毕业论文写的也是金融发展理论，自然会关注到中国的农村金融问题，因为这是在中国探讨发展金融时绕不开的问题。所以选择农村金融作为学术研究方向，有学术理路和个人经历秉性方面的必然性。偶然的原因是2001-02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访问学习的经历。在明大的一年时间里，我完成了关于金融发展理论的博士论文，其间看了一些农村研究领域的文章。在明大，农业经济方面的研究一直是很前沿的，美国很多农业经济学会的会长都是出自明尼苏达大学。看得多了，不免要进行一下对比。我觉得像北大这样的学校，在农村研究方面应该有像样的成就，但现实是北大的农村研究与北大这个学校的地位很不相称。在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对占最大国民人口比例的农村经济进行研究，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李玲教授（擅长农村医疗研究）有一次在聊天中开玩笑说：“原来好些搞农村经济研究的学者都‘农转非’了”。回国之后，我的注意力逐步转向农村金融研究方向，在农村金融文献以及农村金融理论准备方面开始着手做一些工作。在着手进行农村金融研究的过程中，我感到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迫切解决：一个是必须开展与农村金融相关的田野调查，运用第一手的数据和资料，进行较为科学深入的农村金融研究，而不是就政策谈政策；第二个事情是应该在北大尽快开设相关的课程，以培养农村金融方面的研究人才，否则仅仅招募一些学生过来充当田野调查的体力劳动者，是做不好真正的农村金融研究的，那些田野调查工作者必须是经过农村金融方面的专业训练的学生。这些年，田野调查每年都在做，农村金融学的教材出来了，每年一册的系列研究报告在农村金融学术界和业界也开始有了一些影响。　　 二、作最本土的草根学问经济学家应该怎样做研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恐怕不可能求得一致的看法。在不同的经济学领域，对于不同的经济学研究命题，对于不同的经济现象，其研究方法可能有所不同。你如果研究汇率问题，可以没有田野调查；你如果研究资本市场价格，也可以借助公开的股市数据；但是做农村研究，没有田野调查工作是很难作第一流研究的。没有第一手的数据，没有来自于田野考察的对农村经济社会的直觉把握，就很难有优秀的农村研究，很难有准确敏感的问题意识。田野调查可以说是农村经济社会研究的基石。但并不是说有了田野工作就可以保障研究成果的高度，农村领域的学术研究高度除了靠扎实的田野工作之外，还要有良好的理论训练、敏感的问题意识、对复杂现象的抽象概括能力以及学术研究上的自信心。有些经济学家习惯于深居书房，构造精致的经济学模型。闭门造车的结果，是生产出被科斯称为“黑板经济学”的纯学院式的学问。不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