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闪闪红星》背后艰辛.docVIP

影片《闪闪红星》背后艰辛编者按： 近年来，在中华大地掀起了追溯历史、回顾往事的热潮，“红色经典”成为我们建国前后几代人的记忆和情感。让我们再一次感受革命与传统的震撼，也唤起我们对以往岁月的回忆。 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闪闪的红星》，在30年前可谓家喻户晓，主人公潘冬子更是尽人皆知。 如今许多40岁以上的人提到《闪闪的红星》都会滔滔不绝。《红星歌》《红星照我去战斗》《映山红》已成为经典歌曲。 那么这部电影是根据哪部儿童小说改编的？主人公潘冬子的原型又是谁？小说又是如何搬上银幕的？其间经历过怎样的波折？ 潘冬子的原型 到底是谁 1961年，李心田在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两个小八路》，受到欢迎，后来编辑又约请他再为孩子们写一部小说，于是便有了《闪闪的红星》的创作。当时李心田是部队文化速成中学的教员，所教学生中，有很多学生的父母都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像济南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政治部主任鲍先志等的子女都是他的学生。而这些老红军在战争年代将孩子分送他人，等到全国解放后孩子才找到父亲。还有一位老红军，长征时留给家中一顶帽子，上面有老红军的名字，后来这位红军的儿子拿着帽子才找到了他的父亲。一个抗日战争时期的女青年，入党的第二天就被敌人吊在树上，最后壮烈牺牲。这些真实的故事打动了李心田，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有利的素材。为了不忘记这些红军子女艰辛的童年，并告诫后人，便有了创作《闪闪的红星》的初衷。 关于冬子的原型，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1975年初夏，上级突然通知李心田参加一个样板戏的研究会。三个穿灰色样板服的人坐在台前，开始时并无意外，后来扯到了《闪闪的红星》上了，让李心田谈创作的依据，对许世友的印象如何，一字未提样板戏之事，气氛非常沉闷。一直到中午送李心田回家的路上，其中的一人说《闪闪的红星》出事了……原来是有人说《闪闪的红星》是给许世友树碑立传的。后来，鲍先志的儿子鲍苏声主动承认《闪闪的红星》写的是他们家的事情，他把账认了下来，此事才过去。 小说出版 一波三折 经过两年紧张的写作，李心田于1964年完成小说的创作，并起名《战斗的童年》，将稿子寄到了北京。不久，“文革”开始了，直到1970年以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主持工作的王致远顶住了反对意见，才决定出书。但稿子修改了一遍又一遍，将稿子中冬子妈对丈夫的依恋，红军走后她的失落感以及对白军的恐惧等内容都删去了，甚至加上了读毛主席的书以及毛主席在革命中的作用等。 稿子定了之后，有人认为《战斗的童年》名字一般化。李心田苦思两天后提出改为《闪闪的红星》，但当时的编辑谢永旺考虑到“红星”二字苏联惯用，就提出改为《闪闪的红五星》。清样出来后封面上印的就是《闪闪的红五星》。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负责人王致远硬着头皮把那个“五”去掉，印出来的书才是《闪闪的红星》。 书出版之后，这是“文革”中最先出版的为数极少的文学作品，原北京市教育局局长、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韩作黎发表评论，称《闪闪的红星》是对儿童教育的绝好教材。接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广播了这部小说，全国十多家出版社要出版此书。当时，我国的文学作品极少与外国交流，《闪闪的红星》很快被译成了英、德、日、法、越等国文字，对外进行出版发行。那时我国尚未与德意志民主联邦共和国建交，德文译本是在我国驻奥地利使馆签订的，而法国的丽阿夫人1974年因翻译此书而获奖。 小说搬上银幕 躲开江青插手 小说出版不久，便有人找李心田提出要拍成电影。最先和李心田订约的是八一电影制片厂。不久，北京电影制片厂也提出要拍成电影。后来，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王汝俊、王愿坚、陆柱国等人同李心田住在总政的招待所里，开始了剧本的研究。最后由王愿坚、陆柱国统稿，八一厂最有实力的李俊、李昂、王平做导演，开始了演员的挑选。 在一百多个孩子中，经过跟踪调查，发现了9岁的祝新运，导演们征求了李心田的意见后，最终确定了祝新运。而祝新运的演出非常入戏，拍摄前把规定的情景讲给他，他很快就能酝酿出情绪来，该哭的时候，眼泪自然就流了出来，根本不用眼药水。少年得志的祝新运因为《闪闪的红星》一举成名，虽然当时得到的“报酬”只有一本影集，上面写着：“祝新运同志留念，八一电影制片厂《闪闪的红星》摄制组赠，1975年9月11日。”后期制作请傅庚辰作曲，李双江演唱，使影片相得益彰。 电影拍成之后，江青指出几个要修改的地方，便由导演去填补一些镜头。后来，由于演冬子的演员祝新运因病服药，把脸给吃胖了，拍出的效果相差很大，实在无法接上，江青也就作罢。这样，《闪闪的红星》才保持了原貌，躲开了江青的插手。 电影公映后，受到各方面的好评。朱德委员长看了影片后的第二天，就为他的外孙女写了“闪闪红星”四个字，现手迹陈列在革命历史博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