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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耻情绪两面性:功能及病理作用【关键词】 羞耻；功能；病理作用；心理障碍 中图分类号：B84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29(2009)006-0451-06 doi:10.3969/j.issn.1000-6729.2009.06.019 通常认为羞耻情绪（shame）是自我意识情绪的一种，即以某种程度的自省和自我评价为核心特征的情绪［1-4］。在这一类别下，羞耻是一种指向自我的痛苦、难堪、耻辱的负性情感体验，自我是这种体验中被审视和给予负性评价的中心［2］。 羞耻情绪对个体的影响犹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是一种有效的行为调控机制和动机性体验，另一方面则和心理病理症状的发展及维系有关。本文将综述有关羞耻情绪的适应性功能和病理作用的相关理论及实证研究，以期更全面地勾画出其在个体社会心理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 1 羞耻情绪的功能 1.1 精神分析理论 弗洛伊德对羞耻的关注并不多。他从人类进化角度出发，认为羞耻的体验和人类直立行走时把生殖器暴露在他人面前有关，反映的是自我暴露的危险性［5］。Lansky认为，弗洛伊德在理解羞耻功能上的贡献表现在以下2点：首先，羞耻被认为是一种防御背后的动机，和压抑有密切关系，即羞耻是一种起到警示作用的信号。其次，羞耻被看作是某种“心理大坝”，以适当的自我控制抵消渴望、冲动和驱力［6］。 由于弗洛伊德对羞耻的忽视，他忠实的追随者，尤其是经典驱力学派的学者，也未给予羞耻足够重视，仅将其视为某种本我-自我或本我-超我之间发生冲突的现象，一种对驱力的重要防御方式［7］。在后期驱力学派那里，羞耻已开始和客体联系在一起。如Levin就指出羞耻和文化规则的关系，认为激发羞耻的是自我暴露、他人的拒绝或对自我暴露和他人拒绝的预期，因此能起到调控人际接触，保证个体不被客体拒绝的作用［8］。 经典精神分析理论之后，客体关系学派和自体（self）心理学学派更多将羞耻置于自体和自恋（narcissism）这一议题之下，被认为是自体心理学中的核心情感，而且更多的和自恋性障碍的发展联系在一?起［5,9］。如在自体心理学背景下，Broucek提出，当婴儿发现母亲无法满足自己的需求，从而认识到母亲是一个“他者”时，或当婴儿发现自己无法控制环境，即丧失全能感时，都会产生如脸红、心跳加快、手足无措的行为表现。在Broucek看来，这即是一种原始的羞耻情绪［9］。鉴于羞耻体验能促进个体意识到自己和他人的区别，故适度的羞耻体验会提高自体和客体的分化，从而促进个体化进程［9］。 随着精神分析理论的发展，羞耻更多地被置于人际互动过程（如自体和客体的关系）中来理解。虽然精神分析理论对羞耻情绪功能的理解和阐释更多来自对临床病例的观察和回溯分析，未直接使用实证研究来证实或证伪，但它提出羞耻会促进个体意识到自己和他人的区别，并对个体化进程有所影响仍是相当有启发的观点。 1.2 社会生物进化理论 该理论的基本假设是情绪的演化是通过自然选择完成的，目的是帮助个体的基因得以成功复制［10］。在此理论背景下，羞耻情绪被认为对个体在社会群体中的生存有适应性的价值［10-13］。 Fessler从进化和文化角度讨论了羞耻情绪在竞争及合作关系中的作用［11］。他区分了两种羞耻形式，一是更原始的羞耻，它是现代社会中羞耻情绪的原型，其激活是由于个体处于从属地位，在认知上更简单，且不太易受文化的影响。Fessler认为，鉴于具有优势地位的个体更容易生存，这类羞耻的进化意义在于激励竞争，从而获取更高的地位。另一种羞耻被称为“遵规守纪者”的羞耻，其激活是因为个体没有遵守某些社会文化行为准则。这种羞耻是一种社会监控机制和动机系统，增进个体遵从重要的社会文化准则，从而保障个体能在他人眼中建立更好的声望和“良好合作伙伴”的形象，同时也更好地判断他人是否是值得信赖的合作对象。支持两种羞耻形式的证据来源于比较心理学，即人类个体羞耻时的表现，如转移视线、低头、蜷缩身体等和许多灵长目动物表现出的服从姿态类似［11］。另一类证据来自Fessler对羞耻诱发事件的文本分析和跨文化比较的结果。在281名美国人和305名马来西亚人的羞耻事件中，他发现，羞耻诱发事件主要分为两种，分别对应两种形式的羞耻：一是大约各有一半的美国人和马来西亚人会因为没能服从特定文化对某种行为设定的标准，且意识到其他人也知晓了自己的行为失误而感到羞耻；二是因为个体在社会等级系统中具有较低的位置，即在社会地位和声望的竞争中失败，这种羞耻在东亚文化中似乎更为多见（6% vs.12.8%）［11］。此外，Fessler还对不同文化中羞耻的同义词进行了语义谱图分析，发现在非西方文化中，羞耻更多和服从、尊敬、羞涩等词相联系［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