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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地区普通话及陕西话社会功能调查及解读摘要：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访谈等，调查普通话的大力推广是否挤压了西安地区陕西方言的生存空间。结合社会文化经济发展等因素，从社会语言学的视角观察、解读西安人的“双语”现象。研究结果显示：西安人的“双语”现象中既包含了对语言交际功能的认知因素，也包含了情感因素，普通话与陕西话分别以其“显性威望”与“隐性威望”以不同的社会功能共存并互补。目前，“双言”现象使该地区保持着语言文化生态平衡，有利于社会文化经济的和谐与发展。 关键词：普通话；陕西话；社会功能；调查；解读 一、研究背景 近些年，随着普通话的大力推广，各地方言受到不同程度影响。例如，普通话与上海话之间的关系曾一度“紧张”。不久前，第十六届亚运会在广州召开，“普粤之争”及相关事件曾成为海内外媒体高度关注的热点新闻之一，网络讨论几乎到了白热化程度，以至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作出公开表态，以平息激动的群情。由于方言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而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思考，在学界内外均出现了保卫方言的呼吁与讨论。 语言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因此语言和谐是社会和谐的组成部分，是从属于社会和谐的下位概念。从“保卫上海话”到“保卫粤语”的现象上不难看出，普通话与地域方言之间的关系可以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普通话与陕西话是西安地区人们使用的两种主要语言变体。在对陕西方言的研究方面，多位学者做了广泛细致的工作。其中，王军虎教授的《西安方言词典》和张崇教授的《陕西方言词汇集》等学术力作，全面、系统、真实地反映了西安方言以及陕西方言的基本面貌和主要特点，为人们了解、研究陕西方言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和依据。本文中的陕西话泛指在西安地区生活和工作的人们所使用的各种陕西方言(包括关中、陕北和陕南三大块方言)，与普通话对比区分，对二者的社会功能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宏观上的探讨。 近年来，普通话的推广使得西安地区既会说陕西话也会讲普通话的人越来越多。那么，人们是如何选择使用这两种语言变体的?陕西话与普通话的关系是否“紧张”?其生存空间是否受到挤压?我们认为，借助社会语言学理论和实地调查研究有助于客观认识上述问题。因此，我们运用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利用问卷调查、实地访谈等，调查了西安地区人们对于普通话与陕西话的社会功能认识、语言态度以及日常使用情况，同时结合所采集的实际语料数据，联系西安社会文化经济发展等因素，对所获数据进行解读，以期对上述问题有一个初步、客观的认识。 二、双言、双语与语码转换 根据著名语言学家弗格森(C.A.Ferguson)的定义，“双言(diglossia)”是指一个社会长期稳定地同时使用功能为全社会所公认的两种语言变体。一种是高度规范的、有声望的、基本上是要通过正式教育才能学会的、用于书面语或正式场合的“高变体(higll variety)”；另一种是自然习得的、用于家人、朋友交谈等非正式场合的“低变体(low variety)”。高变体和低变体的大多数词汇是共享的，但在形式、用法和意义上略有差别。高变体的词汇中会包括低变体中没有的学术与科技术语，而低变体中则包括高变体中没有的通俗词汇以及日常用品和地方特殊用品的名称。两种变体的功能明确，分别被用于不同的语域，用途不可混淆。 “双语(bilingualism)”或“多语(multilingualism)”是指某一言语社团同时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变体，也被称作社会双语；“双语”或“多语”也指个人能同时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变体的能力，被称作个人双语，即“双语人(bi-lingual)”或“多语人(multilingual)”。从社会语言学的观点来看，双语是一种社会现象，因此所谓双语现象的典型情况应该是社会双语，而个人双语是社会双语的具体表现。 “双语”在本质上是一种个体的语言行为特征，而“双言”则是社会文化层次的语言结构特征。 在“双言”或“双语”社会中，由于语境的不同，双语人在说话时经常从一种语言变体(含方言、语体)转换到另一种语言变体，即语码转换。社会语言学研究成果表明，这些表面上看起来杂乱无章、无规律可循的语码转换现象，实际上充分反映出一个人的语言交际能力，说明人们掌握了两种语言变体后能够根据交谈对象、场合、话题等因素来进行选择。正如盖尔(S.gal)所说，“语码转换是一种会话策略，用于建立、跨越或摧毁团体界限；用于创造、建立或改变人们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为语码转换作出较为全面的社会、心理层面解释的、最受推崇的理论框架应该是司珂腾(C.Myers-Scotton)的“标记模式(Markedness Model)”理论。所谓“标记模式”是以社会公认的规范为准绳的。规约化语境作出符合社会规范或期望的语言选择为无标记性选择，而作出社会规范预测不到的语言选择则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