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保思维與宗教组织.docVIP

西方社保思维與宗教组织西方的社会保障体系现在问题多多,西方人的养老思维與中国人也是截然不同的。我们现在全面引入了西方的社保体系思维,并据此建立中国的社保体系。但在这个过程中有一点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宗教在西方社保体系当中的关键性作用。 论到宗教信仰,中国人與西方人有着根本的差别。中国是一个以孝道治天下的国家,孝道是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养儿防老,积谷防饥”是中国人传统信念之一。我们的法律也把赡养老人作为一项法定的义务。但在西方的法律体系中是没有这样赡养义务的——人都是上帝的子民,而不是生身父母的恩赐,老了死了以后不是面对列祖列宗而是进入天堂面对上帝——这是一个與中国人传统观念完全不同的概念。 养老不仅仅是钱的问题 建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养老体系,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一个人的养老需求绝不单单是钱。这里且不说老年人需要有膝下承欢的情感需求,需要有人陪伴,更关键的是老年人需要有人照顾,这个照顾是一项繁重的工作,这个工作如果需要以支付工资的形式,则绝对不可能是覆盖到全社会的。 在中国农村,如果没有子女照顾,老人根本不可能有一个幸福的老年。城市人则是请保姆、护工,而保姆和护工的存在是建立在中国当前巨大的城乡差别基础上的。如果农村的收入與城市相当,普通收入的城里人怎么雇得起保姆?这个趋势现在已经慢慢出现了,保姆用工荒是城市居民普遍反映的难题。 教会:西方养老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对于宗教在美国养老体系中的作用,我的深刻体会来自在美定居的大姨與大姨夫。老两口年近耄耋,大姨父还患有脑梗和晚期肝硬化。他们的房子是木房子,需要每年油漆一次,去超市买东西也要开车去很远的地方,这些都是老两口难以完成的。但是他们都信教。作为教徒,教区的其他教徒会来帮助他们,他们在宗教社区中找到了情感上的关怀與现实中的帮助。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一点,他们在美国的老年生活会是怎样。 西方的养老体系中不可缺失的一环是教会。教会有解决各种社区服务的功能,虽然教会的资金来源有限,但由于有强大的社会力量——在西方民主社会是左右选举的,在越大规模的直选模式下,统计平均的结果就是这个地区的主流宗教和价值观的力量,这样的影响力实际上能左右政府的政策,让政府财政支持养老体系,政府的财政解决养老的资金问题,而教会的社区服务解决养老的人员问题,这是一个教会與政府合作的关系。 中国的养老信仰是孝道 在美国的教会,大家在教会里面做好事,义务给老人服务,是被定义为要上天堂的善举,與中国做人行孝道是一样的。中国的孝道实际上也是中国人的信仰,中国人最重要的信仰就是祖宗崇拜,光宗耀祖是中国人过去最重要的追求之一,不孝是不能被社会接受的,不赡养老人会受到法律的惩处。 因此,中美的养老文化是建立在不同的信仰基础之上的。在这里我们看到宗教对于人们生活最深入的渗透,就是人们对于死的恐惧,而死亡恐惧的最直接的体验就是人慢慢老去。因此抓住养老就是抓住了所有信徒,这一点中外皆同,只不过是两者的信仰体系不同罢了。 “养儿防老”也决定了中国的财产传承 也因为此,中国的遗产继承與西方也是不同的。作为一名律师,很多朋友会向我咨询遗产继承的问题,有些人认为应当立遗嘱和自由地处理遗产,但是如果你真的进行遗产处理来一个公证遗嘱,你就会发现,中国的遗嘱采取的是最严格的方式,你的公证遗嘱中必须指明你的哪项具体财产,而不能用“我的所有财产给谁”等等这样的不特定的用词。因为中国的法律理解是,立有遗嘱的、按遗嘱继承的方式处理遗产,遗嘱所涉及的遗产不再按法定继承的方式处理。这與西方通行的做法是不同的。 中国传统宗法制度实际上是没有立遗嘱的权利的。某位男性归天之后想要把财产给老婆或者多给小儿子一些都是不行的,连皇帝也受此约束,不能随意废长立幼。就在行文之际,一个消息传来,今年5月股东大会时还向公众透露对于家产“现在未俾,将来才分”(现在不给,将来才分)的香港富豪、长和系主席李嘉诚,7月16日宣布“正式分家”,长子李泽钜得到其财产中的8500亿港元,次子李泽楷仅分得136亿港元。将本来由次子持有的1/3家族信托,也分给了长子。 中国的父母與子女的关系是一个孝道、宗法的信仰下的契约关系,父母将抚养儿子、给儿子娶媳妇、家产留给儿子(尤其是长子)视为义务,而儿子传宗接代和赡养父母也是义务。西方则没有这样的宗法体系。但如今在西方文化的浸淫下以及其他各种原因,我们看到,父母对孩子所尽的义务,绝大部分父母都做到了。但孩子对父母应尽的义务,尽管以法律的形式予以了保障,但在观念上却被大大削弱了。前不久,北大校长周其凤回老家为90岁的老母亲拜寿,其当众跪拜之举居然引起了轩然大波,而这在过去,不过是个平常之举,只是儿子应尽的义务罢了。由此可见,“孝道”这种信仰在当今中国已经受到了多么严重的损害,并且这种损害是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