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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银行家的灿烂与苍凉 ——代前言 徐 矛 “银行家”这个字眼，许与“高贵”、“富有”同义。 “当旅客走近几乎任何一个美国城市时，他在地平线上可能望 到的第一所建筑物，就是当地锒行的总管理处。”美国记者马丁·迈耶的《银行家》一书这样开始了他的记述。 的确，从高大、华丽的建筑物中走出来的银行家，总是既庄重， 又矜持。既然当代金融资本日益控制着工、商各业，影响着社会经 济活动的方向和规模，银行家怎会不表现出自命不凡、睥睨一切的气概！银行家手中的权杖是如此使渴望得到贷款的企业家震动， 于是银行资本又具有了某种道德的力量。马克思曾经赞赏地援引过如下一段文字：“银行制度是宗教的道德的制度，青年商人往往由于害怕被锒行家的警戒的、非难的眼睛看见而不敢结交吃喝玩乐的朋友。他渴望得到银行家的好评，总是表现得规规矩矩！银行家皱皱眉头，也比朋友的忠告作用更大。对他来说，银行家的话比牧师的话更重要。” 自然，锒行家决不以拯救灵魂为职业。银行家所追求的是金 钱的“信用”。他们运用近代发达的信用制度，将大量社会资金集 中于自己手中，再贷给有信用的工商业家，使自己获得巨额利润。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金融资本不满足于放贷流通，而向产业资本渗透，形成由金融寡头所控制的大财团。外国银行家们在世界舞台上高潮迭起的演出，吸引了大批中国青年去那里学习。他们被摩根、洛克菲勒、三井、大仓等财团的发展史所激奋，不少人带着 “摩根梦”、“三丼道路”回到中国，开始了他们在国内银行界的创业之路。 国人自办银行比西方晚了二百余年。首家华资银行——官商合营的中国通商银行1897年设立于上海。最早的私人资本银行是1906年周廷弼创办的信成银行，继起者有浙江兴业银行和四明银行等。表明由外资银行把持中国金融领域的局面已告突破。 国内银行的发展有两个突进时期。一是20世纪初年，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激发了国人的自强意识，民族工业蓬勃兴起。举办工业需要大量资金，开设银行以集中各方游资就是产业高潮引发的必然结果。到1911年，全国已有华资银行16家，外资银行对中国广泛设立的钱庄业的控制已被削弱。华资银行发展的第二个突进时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后的十年左右时间，这既是民族工业也是民族银行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当1925年前后，帝国主义卷土重来时，全国华资银行已达158家，它在三大金融势力（华资银行、外资银行、中国钱庄）中的领先地位已告确立。此后，华资银行业进一步发展，到30年代，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金融网络，即以四行（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两局（中央信托、邮政储金汇业）为中心的国家金融体系；为数众多的商业银行与钱庄构成的都市金融体系；以省市银行及县银行为动脉的地方金融体系。这一套金融网络，是同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不平衡的情况相适应的。在这一金融网络中，有28家银行长期被公认为中国的著名银行，它们当中有中央、中国、交通、“南三行” （浙江兴业、浙江实业、上海商业储蓄，亦有与新华信托储蓄合称为 “南四行”的）、“北四行”（金城、盐业、中南、大陆）、“小四行”（中国通商、四明、中国实业、中国国货），以及著名的地方银行——四川聚兴诚银行。中国知名度最高的银行家，都是在它们当中孕育出来的。 在以势压人的外国银行和盘根错节的旧式钱庄两者的夹缝中，艰难地生长起来了中国第一代银行家。他们掌握了现代金融知识，有远大抱负和开拓精神。有过受辱于外国银行的经历的中国银行家，具有民族感情和爱国情怀，他们中不乏支持民主、追求和平与正义之士。中国首家私营银行甚至因在辛亥革命时支持沪军都督府而破产。 银行家中的代表人物，一般认为应推中夹银行的宋子文与孔 祥熙，中国银行的宋汉章与张嘉璈，交通银行的钱新之与胡孟嘉，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陈光甫，浙江实业银行的李铭，浙江兴业银行的叶景葵、徐新六与徐寄庼，金城银行的周作民，盐业银行的吴鼎昌，中南银行的胡笔江，大陆银行的谈荔孙，新华信托储蓄银行的 王志莘，四明银行的虞洽卿，四川聚兴诚银行的杨粲三等。其中张嘉璈、陈光甫、李铭、钱新之被称为“四大名旦”。 中国首批银行家，多数受过现代高等教育，不少人还留学外国，掌握了西方现代金融知识。以本书正文及附录所载110名银行家作统计，曾留学外国者48人，占43.6%，其中以留学日本者为最多，共22人，占20%（如张嘉璈留学日本庆应大学，攻读货币、银行学；钱新之入日本神户高等商业学校，专攻财政学；李铭和徐寄庼入日本山口高等商业学校，学习银行学；吴鼎昌和谈荔孙就读于日本东京高等商业学校，攻读银行经济；周作民曾求学于日本京都第三高等学校）。留学美国者次之，共17人，占15%（如宋子文曾先后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主修经济；陈光甫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商学士学位；王志莘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留学英国者又次之，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