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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希特诗,航行 篇一：本雅明：和布莱希特的对话 本雅明：和布莱希特的对话 2014-10-13本雅明中国诗歌学会 和布莱希特的对话 本雅明│文 连晗生│译 1934年。 7月4日。昨天，在布莱希特的病房，关于我的论文《作为生产者的作者》一次漫长的谈话。布莱希特认为，我在这篇论文阐发的理论——文学艺术中技术进步的成果最终改变各种艺术形式的功能（以及精神生产手段的功能），因而也是判断文学作品的革命功能的一个标准——只适用于一种类型的艺术家，即上层资产阶级的作家，包括把自己算在其中的他本人。“对于这样一个作家，”他说，“真的存在和无产阶级的利益团结一致的一个关键点：正是这一点，他能完善他自己的生产手段。因为在这一点上，他认同无产阶级，他被无产阶级化——这么彻底——在这同一点上，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生产者。而他在这一点上彻底的无产阶级化，确立了在这条路线上和无产阶级的团结一致。”他认为我对贝歇尔（Bencher）类型的无产阶级作家的批评过于抽象，而尝试通过分析贝歇尔的一首诗改善它，这首诗出现在一个无产阶级文学评论期刊最新的一期，标题是《我完全公开地说》（Ich sage ganz offen）。布莱希特比较了这首诗，首先用他自己关于女演员卡罗拉·内赫（Carola Neher）的教谕诗，然后用兰波的《醉舟》。“我教卡罗拉· 内 赫所有的事情，你知道，”他说，“不只是表演——比如，她从我这儿学会洗涤自己。在这之前她过去洗涤只是为了不脏。但那绝对不可能，你理解。所以我教她怎么洗脸。她在这上面变得相当美，以致我想拍她洗脸，但这从未实现，因为我在那时没想拍任何东西，而她没想在别人面前做这件事。那首教谕诗是一个典型。任何从中学习的人，被期望把他自己放在这首诗的“我”的位置上。当贝歇尔说“我”，他认为他自己——德国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联盟的主席——是值得模仿的。唯一麻烦的是没人觉得喜欢跟着他这样做。他什么也没讲清楚，除了他对自己相当满意。”在这种联系中，布莱希特说，长期以来他打算为不同的行业——工程师、作家，写一组这种典型的诗。然后他把贝歇尔的这首诗和兰波的做了对比。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如果他们读了《醉舟》，将会在这里面感到它所表达的巨大的历史运动。他们将会清楚地承认，它所描述的不是一个散步的古怪的人，而是一个人的飞奔和逃离，他不能再忍受活在一个阶级的栅栏里面，而这个阶级——随着克里米亚战争、墨西哥冒险——为了它的贸易利益正开辟更有异域情调的大陆。布莱希特认为，把兰波的态度——任由自己受机遇摆布、面向社会转过身去的自由自在的流浪者的态度——转变为一个无产阶级战士的典型表现，是不可能的。 7月6日。布莱希特，在昨天的交谈中：“我经常想象被一个特别法庭审问。?现在告诉我们布莱希特先生，你是否真的是认真的（in earnest）？?我将不得不承认不是，我不是完全一本正经的（in earnest）。我想太多关于艺术问题的了，你知道，关于怎样才对戏剧好（对于戏剧什么是好的），完全认真的。但对那个重要的问题说?不?后，我将会补充更重要的东西：也就是说，我的态度是被允许的（permissible）”。在谈话进行了好一会儿后我必须承认他这样说。他通过表达怀疑开始，不是关于他的态度是不是被允许的，而是它是不是有效的。他的第一个评论是回应我谈到的戈哈特·豪普特曼。“我有时问我自己，”他说，“是否像豪普特曼的作家，归根到底不是仅有的真正到达任何地方的作家：我的意思是本质作家（Substanz-Dichter）?他以此指那些真正完全认真的作家。为了解释这个想法，他从儒家信徒可能一度写过悲剧、或者列宁写过小说的假设开始。他认为，那会被感觉是不正当的、不值得的行为。假设你读一部非常好的历史小说，然后你发现它是列宁写的。你将会改变你对两者的看法，你会觉得这是对两者的损害。同样地，如果儒家信徒写了一部悲剧，就像欧里庇得斯的一部悲剧，对儒家来说是错误的；它将被感到是不值得的。然而他的寓言不是。”总之，所有这些导致两种不同文学类型的差异：视觉性艺术家，是认真的，和头脑冷静的思想者，不是完全一本正经的。 在这点上，我提起卡夫卡的问题。他属于这两个群体的哪一边？我知道这问题不能够回答。而恰好是其不可回答性，布莱希特把这个不可回答性看作下面这个事实的象征：即他认为是一个伟大作家的卡夫卡，像克莱斯特、格拉贝或者毕希纳一样是一个失败。卡夫卡的起始点，真的是寓言，它由理智驾驭，因而就其实际措辞而言，不可能是完全一本正经的。但然后这种寓言仍然是，受制于既定形式的过程。它成长为一部小说。而如果你靠近地看，你看见它从开始就包含了一部小说的幼芽。总体上它从未是明晰的。我应当补充，布莱希特确信：如果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检察官或者神圣长老在里面开始发臭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其他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