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文化精神.docVIP

《西游记》文化精神摘要：《西游记》作为我国古代成就最高的神魔小说，蕴含着极其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小说虽藉着佛教框架构建西天极乐世界的人物体系，却赋予这些菩萨和佛祖更多世俗化的特点，表达其追求自由平等的观念。一方面依附于宗教思想构建整体故事，一方面又追求儒家理想的治世之道。 关键词：世俗化；母性崇拜；自由平等 历代西游故事衍变到吴承恩手里，终于从宗教的副产品脱胎为一部独立的艺术品——《西游记》。虽然其故事题材仍然是宗教的，但却一扫早期故事中对宗教的神秘感和迷狂，正如冯雅静先生所言：“在小说中，浓缩着中国古代伦理的道义观、善恶观和抗暴驱邪观，蕴含着极其丰厚的传统文化内涵，这是超越于宗教之上的。”[1]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作者在塑造西天诸佛与菩萨时所体现的文化精神。 一、世俗性 我国从明代中叶开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封建统治者更加腐朽，思想文化领域控制有所松动，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不断受到挑战，中国传统文化开始转型，传统的伦理价值与道德观念正在逐步瓦解，一种新的思想文化观念“心学”随之而诞生。“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明代心学是世俗化的理学，是礼文化在新时期的转型。”[2]西天极乐世界中的佛与菩萨，作为《西游记》中一类整体形象，显然被作者赋予了这种与时俱进的思想文化精神。无论是作为佛界泰斗的至尊如来佛祖，或是大慈大悲、普度众生的观音菩萨，以及其他诸位法力无边的神佛们，都被作者注入了现实社会中世俗之人的性格特点。正如杨义先生所说：“佛祖、菩萨对人间财货、美色的蓦然回首，使之褪去了笼罩全身的灵光，沾染上一点尘世心理，或者人性的弱点。”[3]作者描绘这一类型形象，带给人们的感悟是，这些神圣庄严的佛与菩萨们，明显地带有人间社会的世俗性。首先，西天诸佛与菩萨作为神圣的至高至善的代表，本应是法相庄严，神秘崇高的，可作者所描绘的佛祖与菩萨都不乏幽默细胞。其次，诸佛与菩萨也有心胸狭窄的一面。作为神圣慈悲的佛祖与菩萨，本来对一切善恶罪行都应以感化的方式进行教育，可是在小说中，我们时常能看见诸菩萨对世人的打击报复。如：乌鸡国国王被浸在井中三年。原因始末据文殊菩萨讲：“当初这乌鸡国王，好善斋僧，佛差我来度他归西，早证金身罗汉。因是不可原身相见，变做一种凡僧，问他化些斋供。被吾几句言语相难，他不识我是个好人，把我一条绳捆了，送在那御水河中，浸了我三日三夜。多亏六甲金身救我归西，奏与如来，如来将此怪令，到此处推他下井，浸他三年，以报我三日水灾之恨。”（第三十九回）；朱紫国国王受“拆凤三年，身耽啾疾”（第七十一回）之折磨，也是由于佛母孔雀大明王的报复；观音菩萨虽然慈善可亲，但也会发怒。如当其听说红孩儿变作她的模样，把猪八戒捉了去后，“心中大怒道：那泼妖敢变我的模样！恨了一声，将手中宝珠净瓶往海心里扑的一掼，唬得那行者毛骨悚然，即起身侍立下面，道：这菩萨火性不退”，清人李卓吾在此评道：“菩萨也大怒，大怒便不是菩萨。”“火性不退，佛性自退也。”[4]总之，《西游记》中西天诸佛与菩萨在作者的笔下已经被充分世俗化了，虽然他们神通广大，无所不能，但他们的行为、语言、职衔等都如同俗世一样，人间气息极浓，而不再是那么高高在上。 二、中华民族渴求母性庇佑的心理 西天极乐世界中的如来佛祖与观音菩萨，作为取经事业的发起者与实施者，一个为至高至善的代表，一个为救苦救难的菩萨。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看，观音菩萨这个人物形象更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作者在塑造这一形象时，完全脱离了正统的宗教教义，而是采取民间传说与宗教艺术相结合的手段，不自觉地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母性崇拜意识融入其中，重点刻画了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形象，渗透了世世代代炎黄子孙对母性的渴求与依恋的文化观念。 观音菩萨不但外表异常美丽，更兼具救苦救难、慈悲心善、和蔼可亲的特质，浑身都散发着母性的光辉。其主动请缨，担当寻找取经人，负责领导取经任务完成的重任，充分表现了其大仁大爱的母性光辉。佛祖传经的目的，是为了劝人为善、“养气潜灵”、“不贪不杀”（第八回），对于这一善举，心怀众生的观音菩萨自然是不辞劳苦、不畏艰辛的。她一手组建起的取经队伍成员，并不都是品性仁善、意志坚强、品行端正、能力超群的君子之辈，相反竟都是有罪之人：唐僧是前世不听佛讲而被贬下凡间的金禅子转世；孙悟空曾大闹天宫，被压于五行山下；猪八戒曾醉酒调戏嫦娥，被贬下凡，投身猪胎；沙僧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了玻璃盏；小白龙则纵火烧了龙王殿上的夜明珠。菩萨并没有因为他们的罪过而弃之不用，反而不断发掘其身上的优点，使他们优化组合，赋予其重任，并在西游路上设计了九九八十一难，让他们锻炼心智，坚强意志，最后一步步地归于正道，甚至菩萨还鞍前马后的亲自上阵考验他们的决心与毅力（第四十二回“三藏不忘本，四圣试禅心”），真可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