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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商业银行快速扩张及风险管控2010年岁末，齐鲁银行惊爆出特大金融诈骗案，这一事件由于涉案银行众多、涉案金额巨大而再度让银行业的风险管控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除齐鲁银行诈骗案外，“天宝系”贷款案、北京农商行骗贷案等金额巨大的金融诈骗案不断发生。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早在2002年就对操作风险进行了全球性调查，发现全世界每年因操作风险发生的损失竟高达77.95亿欧元。如此巨量的金融风险问题，其根本原因究竟在哪里？是商业银行的风险管控意识薄弱，抑或是商业银行的发展模式存在问题？是外部监管的不力，抑或是社会监督力量的无奈？还是上述原因兼而有之？防范金融风险在金融界是永恒的主题。目前，在我国资本市场尚不完善、社会融资大量依托于银行的情况下，从齐鲁银行案件引发对银行业经营方式和风险管控及外部监督的思考，尤为迫切！ 一、齐鲁银行事件回放 齐鲁银行事件源起刘济源与银行、企业运作多年，且原本皆大欢喜的第三方存贷质押业务。所谓第三方存贷质押，是指企业在商业银行协议存款后，为第三方从商业银行贷款提供存单质押，作为第三方贷款的第二还款来源。存款行和贷款行可为同一家银行，也可是不同的银行，后者即为跨行存单抵押贷款业务。协议存款的利率要比官方利率略高一些，这也是此案最初传出齐鲁银行“高息揽存”的消息缘由。 齐鲁银行事件可简单用图1的几组关系进行解释。第三方存贷质押设计的初衷是：存款企业A为贷款人B进行第三方存贷质押，因此A和银行之间就会因为协议存款而获取高于官方利率的利息收益；银行由于有了A的第二还款源，降低了贷款风险，乐意给贷款人B贷款；贷款人B因此也获得了其想要的资金。可见，这原本是一个多赢的制度设计。 在齐鲁银行案件中，刘济源的角色是一个资金掮客，为商业银行引来存款大户，同时他也是通过存单质押获得贷款的资金使用大户。他为银行做大存款和贷款规模，可谓功不可没，银行必有内应。事实上，齐鲁银行某支行业务经理傅某在2006年就开始与刘济源勾结，开具了“有瑕疵”的存单，并将该存单抵押贷款，再将贷款获得的现金存入银行，循环往复，以此做大存贷款规模。这种纯粹的资金运作使得经出库再入库的存单有了很大的水分，但对银行来说，可以制造息差收入，粉饰业绩。而如此大规模而长期的操作，人们很难想象没有银行高层的默许，这也是之后齐鲁银行董事长、行长、监事长被抓捕的原因。同时，随着一系列企业渐渐浮出水面，可以揣度刘济源和提供存款的企业之间也存在着可疑的合作关系，他给予相关人等高息揽存的利益，亦用投资收益来覆盖其高昂的资金成本。 二、齐鲁银行事件原因分析—内外叠加，内控薄弱 金融票证是金融市场的一项较为传统的银行业务，各地商业银行早已有着一套极为成熟的防范风险制度和举措。但联想到之前的北京农商行骗贷案等事件，其诈骗手法之低劣、骗取金额之巨大，让人不禁要究其根本原因何在？就齐鲁银行案件，笔者认为有以下原因促成了最终的案发。 1．银行业务扩张是导火索 在国际金融危机加剧和国内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的形势下，我国政府果断采取4万亿扩大内需的投资计划，带来了银行配套资金的大量释放，信贷狂潮持续至今（如图2所示）。 在信贷宽松、存贷款利差受到保护的情况下，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模式显得非常简单。在银行业粗放式发展模式下，许多城商行资产规模、贷款投放和机构网点均数倍增长。截至2010年年末，齐鲁银行总资产821.25亿元，较年初增长33.03%；各项存款余额656.93亿元，增长20.20%；各项贷款余额421.53亿元，增长19.49%。其资产规模和存贷款指标相当于1996年成立之初的25倍。截至2010年，齐鲁银行分支机构达到78家。在业务经营上，齐鲁银行则为膨胀信贷而“积极创新”。不但知识产权可质押贷款，还可做跨行存单质押贷款，对他行存款凭存款证实书质押到齐鲁银行贷款，最高可贷九成；还引入“循环信用”、第一个将个人住房按揭利率下浮30%等所谓的流程创新和营销创新①。 近些年来，齐鲁银行在追逐信贷大规模扩张并且为膨胀信贷而积极展开“创新”以获取存贷高息差之时，忽视了对风险的监控，这就给了伪造金融票证骗取资金者以可乘之机。忽视风险管理对于高负债经营的银行业而言是致命伤，随着经济增长的减缓甚至下滑，风险终究是会水落石出的。 2．内控薄弱是直接原因 翻开齐鲁银行2009年的年报摘要，其组织架构显示，该行业务部门不仅设有中台控制，例如信贷审批部和运营部，全行也设有风险管理部和合规部对内部控制和风险进行管控，而且在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下还独立地设有具有较高权威性的内审部，从而构成了风险管理的三道防线。可见，齐鲁银行的内部控制组织架构在形式上还是相对完善的。但就是在这形式完善的组织架构下还是发生了如此大额的骗贷案，可见其组织架构的形同虚设和内控执行的不力。 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