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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诗歌自由及格律刍议摘 要：在中国新诗诸多相互纠缠的观念中，自由与格律之争可以说是最为重要和最为突出的核心观念，贯穿中国新诗发展的脉络。本文通过简略梳理新诗自由派与格律派论争的过程，提出诗歌情感表达功能这一命题。 关键词：新诗；自由；格律；功能 中图分类号：I226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1-0010-01 胡适在纲领性的《谈新诗》主张打破诗的格律，换以“自然的音节”——“顺着诗意的自然曲折，自然轻重，自然高下”，郭沫若则提出了与之意思相近的“内在的韵律”，反对“外在的韵律”也即格律。这种“内在的韵律（不妨简称内形律）”与“外在的韵律（外形律）”之对，到后来的戴望舒的《诗论》以更尖锐的方式被表述出来：“诗不能借重音乐，它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诗的韵律不在字的抑扬顿挫上，而在诗的情绪的抑扬顿挫上，即在诗情的程度上”，“韵和整齐的字句会妨碍诗情，或使诗情成为畸形的”等等。 胡适以白话替代文言，无疑为汉语诗歌的大发展另辟出一种新境界，是符合汉语诗歌现代性发展的内在逻辑的。然而其诗流于直白，诗美不足。以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的前期新月派正是担此使命。 前期新月派试图把诗歌创作的重心从早期白话诗人关注“白话”（“非诗化”）转向“诗”自身，也即“使新诗成为诗”，决心在新诗的艺术美感上下文章，举起了使诗歌的内容及形式双方表现出美的力量，成为一种完美的艺术的旗帜，他们提出了“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与诗的形式格律化的主张。闻一多在其1922年完成的《律诗底研究》鼓吹诗的“三美”，即“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格律是艺术必需的条件。实在艺术自身便是格律”。在新月派的努力下，中国的新诗创作进入了一个“自觉”的时代。如果说胡适一代新诗的创建者对旧诗的批判是一次整体性的摧毁，这一次艺术的反叛，却是对新诗内部进行结构性的调整，中国新诗也由此走上了一条通过自身的艺术否定向前发展的道路。 事实上，几经论争，格律问题似乎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新诗音节的问题，迄今似乎依然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新诗在音节上所出现的种种问题，有着非常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如今学界在对新诗格律问题的研究上面，方法论上的最大不足，表现为只作片面化“形式化”描述，而缺乏“功能化”的深入分析，片面地就形式论形式、就音节论音节，恰是以往研究少有突破的重要原因。上面提到现代派代表诗人戴望舒对“诗的音乐性”的观念提出了挑战，主张诗歌应去了音乐的成分，打破诗的格律，后起的现代派反对格律和胡适、郭沫若反对格律的不同之处：胡、郭以自然音节、内在韵律反对格律，而戴望舒再反格律主要依凭的就不是自然音节了，而是施蛰存所打出的旗帜“意象抒情诗”，以意象反格律、以形象反音韵——“自然音节”还只是个“形式”概念，而“意象”则是个“功能”概念了，论争的“形式化”焦点已转变为“功能化”焦点了。深入到“功能化”层面，新月格律派的出发点恰恰与现代诗派一样，都是为了克服早期白话新诗的“直白化”，两种不同的诗歌流派的诗学主张却有着极其相同的逻辑起点（反直白），异曲同工。可见，两派一致而准确地意识到了早期新诗的功能性不足，并以此为逻辑起点，在批判反思的基础上，对新诗的发展做了新的功能性调整，在对早期新诗之“病”的诊断上是完全一致的，但所开出的药方却是不一样的：现代派诗是“意象化”、新月派是“音节化”，二者都是“诗化”，针对的是早期白话诗“直说”或“直白”这一功能化流弊。 如果同时结合“形式化”和“功能化”两方面的分析来看，可以得出以下对照图表： 然而，如今关于诗歌音节问题的大多数讨论，似乎都还围着“外形律”打转，“外形律”的赞成者和反对者，都似乎振振有词而又针锋相对，却不知双方基本立足点竟是完全一样的，都在同样片面的“形式化”理论框架中打转，没有触及到诗歌音节的深层本质。对于诗歌来说，更深层也更重要的问题，恰恰不在节奏本身的有无，而在节奏形式的情感表现力的有无，简言之，不在“形式”有无，而在“功能”的有无。脱离“情感表现功能的有无”这一必要的理论基础，而争执于音节节奏等形式上的有无，恰恰是以往新诗音节研究及争论的最大理论误区所在。 参考文献： [1]王永生.《中国现代文论选》第一册.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 [2]闻一多.律诗底研究.《闻一多全集》10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