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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态伦理学到生态经济学【摘要】本文分析了生态运动的价值论阶段及其局限，阐述了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观由价值论中心到经济学视域的转变及意义，探讨了当代生态危机的经济转向及构建中国的生态经济学问题。指出现有生态伦理学作为环境保护运动的核心价值，越来越脱离经济和生活的现实。马克思在其思想历程中也经历过以价值论为中心的阶段，政治经济学研究带来的新视野使他意识到价值论的内在矛盾和不切实际，所以他在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社会历史哲学。面对严峻的生态危机和经济结构危机，马克思用经济学视野取代伦理学视野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思路对于政府决策而言，仍然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生态伦理学；生态经济学；马克思；社会历史哲学；现实意义 当下，国际金融危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们发现这次深刻的经济危机，可能引起全球性的决策机制空前的改变，生态问题在可见的将来必然会成为经济政策的主导因素之一，整个生态运动的理念也将会产生一次历史性变化。这样，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政策制定者既有的观念系统必须适应新的挑战。中国政府在其既有的马克思主义观念系统中要找到相应的思想资源，并不困难，问题在于需要在本土实践中根据这种资源，不断作出切题的再思考。 一、生态运动的价值论阶段及其局限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尽管利奥波德（Aldo Leopold）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提出了“大地伦理学”的概念，但学者群体系统地回应生态危机、构造生态哲学仅仅有45年左右的历史。这几十年间，人文社科界的生态学说风起云涌，顿成西方学术界之显学，学派林立，并且涌现出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与生态中心主义（ecocentrism）两大阵营的争论。不管以人类为最高的价值目标，还是以自然系统为最高的价值目标，这些生态学术运动的主线是一种价值学说，换言之，生态伦理学是这45年来整个生态哲学和生态社会科学的轴心。但是过分地从伦理学角度考虑我们的生态困境，不可避免带有强烈的局限性，其缺陷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第一，价值观先行的视角，日益脱离人类与自然的实际，带有浪漫主义、神化自然的乌托邦色彩。在生态哲学诞生之初，影响最广的四篇奠基性论文都带有这种倾向。例如小林恩·怀特（Lynn T. White, Jr.）教授1967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著名论文《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认为早在中世纪，犹太－基督宗教传统的人类优于自然的倾向已经造成西方人使用科学技术榨取自然的心态萌芽。［1］这个带有韦伯风格的论断本来尚有可取之处，但是随后他谈及未来的解决方案时，盛赞佛教禅文化以及中世纪著名修士阿西西的方济各（Francis of Assisi）对待自然的态度。我们分析一下后一个个案，方济各在他著名的《太阳颂歌》（Canticle of the Sun）中表达他对自然的感受：“我主，愿你因亿万受造而蒙颂赞，尤其是因为太阳兄弟，它带来白昼，给我们光明，它美丽灿烂，彰显你的尊荣…… 我主，为了风兄弟，又为了空气、白云和晴朗，以及各种气候，愿你受赞颂……为了水妹妹，愿你受赞颂，它多么有用又谦逊，宝贵而贞洁……我主，为了我们慈母般的大地姊妹，愿你受赞颂，它负载并照顾我们，它生产许多果实和缤纷的花卉草木……” ［2］但是，这种田园牧歌的情调确实与方济各时代的现实生活紧密关联，蛮族入侵瓦解了西罗马帝国后，基督教在蛮族主权中虽然获得承认，但能够保存的文化遗产极少，中世纪欧洲的封建采邑制和教会的苦修传统构成了这个“黑暗时代”（the Dark Ages，方济各生活在狭义上的黑暗时代刚刚结束的时期）紧缩而有序的社会构造。在自给型经济中，作为共同体恬静的成员，自然当然不会成为过度索取的对象。现代生态哲学家对方济各这种与自然相团契的价值观称羡不已，但是不见得他们就愿意还原方济各时代欧洲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再者，方济各传中的很多情节，如果和东方文化相类比，更接近于董仲舒学说的天人交感关系，是带有等级制教化功能的，禅佛教以人人皆有佛性立说，拒斥这种向下示范的苦修文化。完全是现代西方学者对生态伦理脱离具体场景的浪漫幻想，把方济各和禅宗这两种风牛马不相及的传统，一起摆放到生态价值论的玄学神坛上当作护法。 第二，生态价值论强调自身的普世性，没有考虑到现实政治秩序中大多数人的道德生活需要。在老百姓中化育一种与自然界良好互动的善，与学院派自己追求的境界是两回事，生态教育在知识分子以外无法得到大众真正的回应，大众仍然很容易陷入现代经济的极端功利主义之中去。当代很多生态伦理学的倡议者，都是梭罗类型的受过良好学院教育的知识分子，特立独行，灵感至上，常常直接诉诸自然界的美感证明自己的观点。比如深层生态学的创始人阿伦·奈斯(Arne Naess)既是个语言哲学教授，又是银行业世家哺育的杰出的业余登山家。《环境伦理学》的作者霍尔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