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解释权及其限制.docVIP

　　合同解释权及其限制 --引 言 现代社会中合同是公民、法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权利义务关系的最主要形式，但是由于人类语言文字固有的不确定性和多义性、当事人认识的局限性以及交易成本的考虑，合同不可避免的会出现缺陷和漏洞，导致当事人双方对合同理解的分歧，从而将合同解释的争议诉诸法院。在合同解释进入司法程序之后，当事人之间的私法自治不得不受到公权力的合法干预，对法官的合同解释权限进行有效的引导和限制也成为必要，排除法官对当事人意愿的不合理干预，使合同解释的冲突在司法程序中得到妥善的解决，是合同解释制度的一个重要问题。 随着现代社会的迅猛发展和法律全球化的到来，合同解释要考虑的因素愈来愈复杂和精细，合同解释制度若不能满足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制度需求，就会制约经济的发展，甚至危害到社会的稳定，正是因为如此，需要对合同解释制度进行不断的完善和提高。我国合同解释制度的起步较晚，虽然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推进，合同解释制度的完善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合同解释制度仍然有许多方面需要提高和完善，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的职权主义思想对我国的合同解释制度的影响较深，法官在合同解释的过程中占主导地位，享有过多的自由裁量空间，不利于对当事人双方合法权益的保障。正是因为如此，对我国合同解释权及其限制的研究是必要且急迫的。 关于合同解释实体法层面的理论研究，查阅近年来国内有关合同解释的相关文献可知，当前的研究多见于民商法领域。查阅相关的学术论文和著作，可以将有关合同解释的研究大致分为以下三个类别： 第一类研究主要是对合同解释的基本理论，对合同解释的基本理论虽然在某些方面逐渐形成了占主流地位的通说，但是分歧仍然是广泛存在的。在对合同解释的内容、性质、主体、客体、原则的研究中，存在着广泛的争议，对诸多解释规则如文义解释，真意解释，整体解释，目的解释，习惯解释，公平解释，诚信解释等存在的合理性都予以确认，但是对合同解释规则的适用条件和优先顺序存在不同的见解。涉及合同解释篇章的合同法著作大多属于这一类研究，专门的合同解释著作如顾祝轩的《合同本体解释论》，是围绕着合同解释理论的历史沿革、合同本体解释理论的法理学背景解读、合同本体解释理论的形态、合同本体解释理论的反思与深化等问题展开的讨论，雷继平在《论合同解释的外部资源》一书中论述了合同解释理论和有关制度引入外部资源来发现合同的意义和填补合同漏洞的发展过程。通过在中国知网和北大法宝上以合同解释为关键词进行的学术论文搜索中，即使添加“法官”、“法律适用”等程序操作中的关键词，搜索出来的论文也仍旧停留在关于合同解释基本理论层面的研究。例如黄红华在《法官合同解释权有关问题研究》一文中认为，合同解释的目的（主客观之争）、漏洞的判定、解释规则为法官的合同解释权设定了界限。”1又例如李霞在《法官在合同解释中的能动性及其限制》一文中，以及尹凤桐在《合同解释中的司法能动与克制》一文中论述，法官能动解释合同应采取私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相结合的双重衡量标准对能动性进行限制，以理性第三人的标准以及合同解释规则、合同文本内容、法官职业共同体之规则、公平正义、诚信等基本原则对能动性进行限制。2即使有学者有在实践层面研究的理论意识，主张“合同解释主要是在法律适用的层面才在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方面具有研究的意义”3，但是在具体论述中仍旧局限于对合同解释基本理论和具体解释方法等的介绍，并没有实现实践与理论的结合。 ............. 一、 问题的提出 合同解释广泛存在于合同纠纷案件之中，合同当事人一方的权益受到了侵害，才会求助于司法资源的力量，通过司法程序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官合同解释权的行使及限制情况直接关系到合同纠纷案件判决的公正性，关系到合同当事人双方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确定。若在司法程序中由于法官的合同解释权的恣意行使而导致不公正的裁判，不仅是对合同当事人实体权益的侵害，也会造成司法程序中当事人程序权益的损害，造成对当事人的第二次伤害。如何发挥司法程序的制度功能，在司法程序中实现对法官合同解释权的合理引导和限制，最大限度的靠近合同事实真相，不仅是我国合同解释的现实问题，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通过考察有关合同解释的实体层面的学术理论研究，整体上是停留在形式层面对合同解释基本理论的抽象性研究，采用单一解释主体的视角，将论述着眼于司法程序中法官对实体解释规则的适用问题上，缺少对合同解释在司法实践经验层面上的关注，无法回应合同解释司法实践层面的现实问题。正是因为如此，本文首先从对合同解释典型案例的实证分析出发，展现合同解释有关案例中庭审阶段各个环节的大体程序操作，以实现对合同解释的经验性分析。 （一） 从典型案例入手 本文接下来将由东江公司诉和诚公司许可使用合同纠纷案（下称东江公司案）中涉及到的合同解释的内容展开分析。东江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