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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的变化与信息传播权利的转移 段京肃 信息传播是人类社会赖以形成的重要手段，从原始社会开始，人类社会的各种关系以及 协调关系的各种活动，都离不开有效的信息传播。传播因此而成为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基本 社会权利，是“天赋人权”的重要内容。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信息传播权利的拥有和行使并不 是永远平均地掌握在每一个社会成员手中的。社会分工的形成和社会管理体系的出现，使 信息传播成为社会发展中专门性和专业性越来越强的活动，到现代以后传播活动和用以支 撑传播活动的社会传播事业则完全被以国家为代表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力量所掌握。正 如有的西方学者所说：“传播业已经日益发展成为具有剥削性和专制性的财团统治秩序的一 部分……国家通过角色的扩张，成为传播的生产者、行销者、消费者以及监控者。”①在这么 一种大格局之下，形成于全体社会成员普遍的传播活动基础上的传播权利，成为社会上拥有 不同的政治经济权利的团体或个人瓜分的对象，围绕传播权利的占有开展了旷日持久的斗 争，传播权利的社会占有模式也成为一个社会进步程度的标志之一。就中国大陆的情况而 言，在20世纪中期以后，党和政府采取措施将传播权利完全收归国有，实际上是由各级党政 部门及其所指派的人员掌握了以大众传播为核心的社会传播权利。在很长的时间内，同国 家的政治、经济等其他权利的拥有和使用模式一样，传播权利的行使同非党政部门的其他群 体和个人实际上是无关的。作为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公民信息传播权的拥 有和使用，缺乏有效的法律规定和具体的社会保障。直到改革开放进行了20多年以后，社 会的变化才真正对公民的这一基本权利的拥有提出了新的要求。导致这一变化的重要原因 是由于社会关系的变化以及社会阶层的变化。这一变化对人们重新认识和判断曾经习惯的 各种社会现象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别是“执政党目标的变化也需要相应调整阶级阶层问题的 分析思路，需要客观地调查和评估当代中国各社会阶层的变化、地位、特点，研究他们的社 会、经济、政治状态，从而更好地协调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充分调动各种社会力量的积极 性，促进社会经济进一步稳定发展”②。 一、社会关系的变化与信息传播权利分配的历史演变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在对我国现阶段社会关系的变 化情况进行分析时指出：“由于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社会经济成分、 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 ①文森特·莫斯可：《传播政治经济学》，胡正荣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9、74页。 ②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圈 媒介生产的环境和机制 不同地域之间流动频繁，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这种变化还会继续下去。”①事实上，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变化最大的领域之一就是人们之间关系的调整与关系状态的重 构。作为社会的个体，每一个人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那种自由解放的气息，无论是在物质生 活领域还是在精神生活领域，劳动方式和地点的自由化程度、获得劳动报酬渠道的多样化程 度、劳动所得的自由支配程度都比以前明显提高。在以获取信息自由和言论自由为主要标 志的精神文化生活领域中，人们同样得到了部分相对的自由。现代信息传播科学与技术的 进步，国家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面向世界面向市场的信息传播环境的开放，为全社会各个 阶层的人们参与现代信息传播活动提供了许多的方便。在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传播” 是在这20多年以来才出现并迅速发展壮大的②。从理论上说，目前无论是谁，只要你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有合法的公民权，都可以使用社会所提供的新闻传播媒体或其他的信息传播 媒体，也有权要求上述的媒体为你提供所需要的各种合法信息服务。特别是以互联网为代 表的新媒体的出现，又使得众多的普通受众得到了行使自己所享有的合法传播权的新型手 段。“信息面前人人平等”的美好憧憬似乎正在变成现实。 然而当我们稍微进行一点深入的观察和思考以后就会发现，实际的情况并不是我们想 象的那么乐观，美好的憧憬与真切的现实之间总有较大的差距。在目前的大众传播领域中， 社会关系变化和不同阶层所拥有的政治权利变化以后，信息传播的实际权利发生了转移，或 者说进入新时期后社会完成了一次信息占有量和信息传播权利的再分配。在这一次的转移 和再分配中并不是人人都得到了自己应有的份额，最终导致目前社会信息传播媒体及信息 拥有量的差别仍然是存在的。在一个以信息为主要生产资料的社会中，信息媒体和信息拥 有量的差距将成为新的社会不平等的主要根源。正如曼纽尔·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