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价值取向与实现机制——以价值与制度为分析框架(1).pdfVIP

二、刑事法律适用篇139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价值取向与实现机制 ——以价值与制度为分析框架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王纳新 一、引论：问题与意义 2005年12月，罗干同志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所讲话中提出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2006年3月，“两高”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认真贯彻宽严相济 刑事政策。同年lO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改革未成年人司 法制度，积极推行社区矫正。”在此背景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迅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 点。一时间，有关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理论主张和实践做法纷至沓来，主张“少捕、 少诉、少判”者有之，主张大力推行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和非司法化者有之， 更有甚者提出“轻微刑事案不捕不诉”从而引发激烈争论，①等等，不一而足。一夜之 间，人们的刑罚观念似乎发生了根本改变。 但刑罚理论不管怎样发展，其对犯罪报应(惩罚)的本质不会改变，只是在报应和 预防的关系中，何者占据主导地位的问题。正如有学者所言：“报应与特别预防两者如何 调和，确实是刑事政策上极其困难之课题。如吾人过度强调报应刑罚，势将使受刑人之改 善与矫治无以发挥其功能；反之，如全然置报应刑之作用于不顾，仅以‘近代’之美名 将自由刑之焦点汇集于改善与教育之时，将导致若干‘无法改善’之习惯，犯罪人经常 奔走于社会与‘学校监狱’之间，使人民对刑罚丧失畏惧，最后即真正之犯罪人无以摒 弃于社会之外，致破坏社会之安定性也。”②在刑事政策的探索上，欧美等国开始的时间 较早，有更多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和反思。例如，曾经大力推行犯罪矫正的美国， 在1994年《三振法案》出台后，标志着其刑事政策从强调预防的矫治模式又回到强调正 ①2007年7月初，郑州市检察院出台的《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规定》(以下 简称《证据规定》)，明确郑州市各级检察院对一些轻微刑事案件可做出不捕不诉的处理。此《规定》 刚一推出就受到各方质疑，其中《洛阳晚报》刊登的《“不捕不诉”不利司法公正》一文认为，对轻 微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的“不捕不诉”只是转变了执法部门的执法思想和认识，并不能因此杜绝和减 少轻微刑事犯罪，反而是在包容犯罪，无视受害者正当权益。参见邓红阳：《郑州轻微刑事案可不捕 不诉，执法标准引发激辩》，载2007年7月17日《法制日报》。 ②谢瑞智：《犯罪学与刑事政策》，台湾地区台北文笙书局2002年版，第209页。 140司法解决纠纷的对策与机制 义的报应模式，并逐渐形成了现今的“轻轻重重”丽级化刑事政策。①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反映了党和国家对犯罪规律和刑罚功能有了新的科学认 识，表明了党和国家运用刑事手段治理社会的理念发生了深刻变化，对于纠正以往重刑思 想，推进刑事立法完善和刑事司法进步，促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健康发展，具有极 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在肯定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积极意义的同时，也要警惕和防止其在执行 过程中被异化或滥用的倾向，要防止司法人员借用“宽”的名义，以案谋私，致使有罪 不罚、重罪轻罚、甚至故意放纵犯罪等不良现象的发生。为此，有学者不无担心地提出了 自己的担忧：②在初步确立依法治国基本国策的社会背景下，强调刑事政策的重要性，是 否会形成政策与法律的冲突而致“人治”复归和对法治的冲击?宽严相济政策的价值取 向，强调的是刑罚结构的“整体超轻”和刑事司法的“宽和”，是否真实地符合中国国 情，适应以农业人121为主的中国老百姓的心态与诉求?宽严相济政策的实施有可能出现一 味从宽，对“严打”政策的矫枉过正，是否有害于和谐社会的建构?笔者以为，学者的 这种担忧不无道理。事实上，一些司法机关推出的一些所谓落实宽严相济政策的措施确实 存在违法之嫌，从而引起社会的激烈争论。法律具有独立品格。政策不等于法律，更不能 代替法律，这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如何以政策为指导，以法律为根据，在刑事法律框 架下，科学把握宽严相济政策的基本内涵，正确贯彻宽严相济政策的基本精神，警惕和防 止其在执行过程中价值失衡和制度缺位，避免出现矫枉过正、顾此失彼的不良后果，是刑 事理论界和实务届所共同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因此，结合我国刑事法律现状和司法实践 中的具体问题，从价值分析和制度建构两个层面，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