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书’与中国传统的思想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doc

「六书」与中国传统的思想制度 李河( 百年来的中国传统思想研究多半是在翻译语境中进行的。这种翻译从文本流传的角度来看属于梁启超所说的「以今翻古」；而从横向文本流通的角度看，这个「以今翻古」往往又意味着「以外翻内」，即以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和叙述框架来格义中国传统思想。这样，「西方哲学传统/中国传统思想」这个二项式中的间隔符号「/」就被当作「可翻译性」符号，即一种单向性的约等关系符号≈，我们因此而有「中国传统哲学」或「中国的形而上学」这类名称。但本文却要强调「/」的「不可译性」含义。刚刚过世的法国思想家德里达在《巴别塔》一文中有一个精辟的说法：translation， the necessary and impossible（翻译，必要的而又不可能的）。这里的「不可译性」意味着，只有在那些具有真正差别的文本之间才存在翻译的必要。 谈论中/西传统思想之间的「不可译」可以有多种视角，「思维方式」差异是其中之一。本文选择用「思想制度」一词来取代「思维方式」，以彰显其在概念形成、论证乃至评价上的「不成文法」含义。此外，本文还认为，作为两种「自然语言类型」，表意语言和表音语言分别为中/西传统思想制度的形成提供了一种「有之未必然，无之必不然」的语言条件。德里达在《论文字学》中集中讨论了「表音文字的形而上学」。撇开其解构主义宗旨不论，「形而上学」在他的语境中就是西方哲学思想制度的简称：其追问焦点始终围绕着to on问题；这个追问所承诺的「逻各斯中心论」立场在思想和语言上体现为「所指优先意识」。他以相当奇特的方式表明，表音语言为西方形而上学思想制度提供了特定的语言条件。 「六书」是对传统汉语文字构成制度的系统概括。本文将从这个理论撷取一些常识观点，以探讨中国传统「思想制度」的若干特征。为此我们准备处理三方面问题： 其一，本文将提出和界定「思想制度」和「自然语言类型」这两个概念，并指出传统汉字区别于表音语言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其「能指」自身具有意义，其能指和所指具有一种观念层面的同构性。这是我们在探讨中国传统思想制度时应当特别留意的。 其二，通过对「六书」「象形」原则的分析，本文承认「象」在中国传统思想制度中的重要地位，并认为「观物取象」是中国传统分类意识和实在观念的基础。 其三，基于「六书」中「依声托事」的原则，本文还试图证明汉语文献中存在着一种独特的「音谐义近」的概念论证方式。 一、相关概念的澄清和界定 （一）「思想制度」、「自然语言类型」及其识别问题 思想制度在语言活动中是一种需要表现和识别的存在，它与现代西方哲学谈论的「概念图式」（conceptual schemes）或「范式」（paradigms）类似。在那里，对某个陈述内容的有效「识别」（identifying）取决于对概念图式或范式的识别。而识别包含着两个假定：（1）识别如果是必要的，在前提上就必须假定概念图式是复数性的——即使这些复数性图式最终可能被识别为是「同一个」。（2）识别如果是可能的，就必须假定概念图式栖身于特定语言之中。所以戴维森说：「概念图式有什么不同，语言也就有什么不同。」正是这种「栖身」关系决定了概念图式的识别方法：即在语言中寻求可以对概念图式进行直观的合适例证。 但对「概念图式」和「语言」还需做进一步界分。首先来看「概念图式」。我们固然可以说亚里斯多德和康德因为拥有不同的概念图式而对「形而上学」给出了不同的叙述文本，但这些文本还因为其概念图式之间存在着某种相关性和谱系性的制度特征才被识别为同一个形而上学传统。「同一个」意味着传统层面上还存在着一个更大的概念图式，我们不妨将其称为「思想制度」，缩写为TS；同时，西方不同的形而上学叙述各自拥有的概念图式则可以被缩写为Cs1，Cs2，Cs3……Csn。这样一来，「概念图式有什么不同，语言也就有什么不同」一语就可做两种解：它可以指同一传统内部的Cs1与Cs2的区别，如莱布尼兹哲学与笛卡儿哲学的区别；还可以指两种不同传统分别代表的思想制度TS1与TS2的差异。 另一个需要界分的概念是「语言」。当人们说「概念图式有什么不同，语言也就有什么不同」时，这里所指的可以是随便什么语言，如观察语言或理论语言；人工语言或自然语言。然而，如果「语言的不同」仅仅发生在「同质语言共同体」（homo-language community）之中，就只需要雅各布森所说的「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在那里，理解的困难只产生于伽德默尔所说的「对熟悉语言的陌生性使用」。换句话说，理解的困难总是在「所指」层面，而不是在语言符号的「物理形态」或「语法规则」层面上呈现出来的。换句话说，语内翻译语境中的理解或解释理论通常容易表现出「所指中心」的倾向。 但在「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