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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音乐史上文化交流摘 要：中国唐代民族的大融合和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使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唐代的歌舞大曲体现了历史上各族音乐文化交流的融合，也是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各族音乐相互碰撞、渗透并交融佛教、道家音乐的产物。代表了当时宫廷音乐最高形式的作品是《霓裳羽衣曲》。 关键词：隋唐;西域文化;歌舞大曲 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交流： 中国汉族在民间音乐史上，汉代的“相和歌”和“相和大曲”是以北方地区的音乐为主体的，到“六朝”时，则被以“吴歌”、“西曲”为代表的南方音乐为主的“清商乐”所取代。“清商乐”这一“九代之遗声”从此变成了古老汉族音乐之象征和代名词，至隋唐时期融入“九部乐”、“十部乐”的宫廷音乐之中，“清商大曲”则成为中国汉族歌舞音乐最高形式的一个发展标志。 自张骞开辟“丝绸之路”以来，西域音乐便开始渊源不断地传入中原。西亚的生活习俗和音乐艺术开始风靡中原。这是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发生的变化。南北朝时期相继由汉化的鲜卑人和鲜卑化的汉人统治，与西域更是血缘相近，地壤相接，“天竺乐”、“龟兹乐”、“康国乐”、“疏勒乐”、“安国乐”等西域歌舞几乎畅通无阻地涌入中原，风靡南北，形成了西域音乐在中原广为流行的蔚为壮观的局面，也为隋唐宫廷燕乐多民族音乐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同时，印度佛曲也从天竺的佛教传播到了南北朝时期，由梁武帝亲制佛曲，开创了佛教音乐的华北。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历史上一个最混乱的时期，这时期的音乐文化都处在一种各族文化音乐大交流、大融合的状态。一方面，汉族传统的“清商乐”承袭了各统治集团各个小朝廷、门阀士族、豪强大富家庭的饮宴娱乐中，另一方面，被叫作“胡乐”、“胡舞”的各少数民族民间又以胜利者的姿态风靡了南北两朝。如：清商乐中著名的舞蹈，《白紵舞》最初为三国孙皓时吴地的民间舞。后来，在统治阶层享乐需求下，它与佛曲相融合，后进入宫廷，盛行于六朝及隋唐。［1］宫廷中的《白紵舞》，虽然改变了最初作为民间舞蹈本来的健康，质朴的格调，罩上了些消极感伤的色彩。在魏晋南北朝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真实而深刻的展现了对生活的强烈追求。在这个基点上，《白紵舞》有它自身的意义。由于此时期常年战乱，人们心灵都已疲惫不堪，此时的玄学盛行，与其并存的还有佛学思想的传入。换个角度来讲，在人类最为悲苦的年代，能使人的心灵得到慰藉的是宗教，艺术只有很小的功能。 除了《白紵舞》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之外，还有“胡乐”、“胡舞”与中原舞蹈存在着较大差异。尤其是在上层社会，喜爱胡乐、胡舞成为一时之尚。胡舞“或踊、或跃”的动势姿势特点、“醉却东倾又西倒”的痴狂情调，那样放荡纵情、无拘无束，十分符合鲜卑民族的审美理想。胡舞就是在这样一个适宜自己生长的文化气氛中不断发展，从而彻底改变了舞蹈发展的总体风貌。这种带有“阳刚之美”的风格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追求放荡不羁、超自然的时风颇为一致，形成了同时代精神律动与历史运行步伐的相协共振。这也为隋唐乐舞的空前繁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隋唐音乐交流： 一个民族音乐文化的高度发展，有的时候需要几个世纪的文化积淀。隋唐三百余年间，音乐文化的发展所以能够达到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原因是多方面的。国家的强盛、民族的和睦、经济的繁荣，社会的富裕为文化艺术的高度繁荣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创造了优越的发展条件。全民族文化素质的空前提高，使得唐朝在诗歌、建筑、音乐、舞蹈、绘画、书法、服饰、化妆、器皿制作等领域取得了全面的突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音乐大规模传入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以多民族音乐为特色的文化体制。宫廷燕乐得到高度发展，“部乐”与“部伎”的建立标志着隋唐音乐的最高成就，在中国历代宫廷音乐中具有登峰造极的划时代意义。 唐朝的歌舞音乐的形式极其丰富多样，有歌舞大曲、琴歌；有各种器乐独奏形式，如：琵琶、五弦、古筝等，而其中代表各类音乐形式最高水平的乃是“燕乐大曲”。这是继汉代“相和大曲”、魏晋“清商大曲”之后，我国歌舞大曲最具质量、规模与水平的形式，其中又是“清商大曲”、“龟兹大曲”与“西凉大曲”三种不同的风格流派。已经相当宫廷化和贵族化。《霓裳羽衣曲》是唐代大曲之经典，是一部将我国歌舞伎乐推向历史顶峰的作品。民间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在唐朝也有较大规模的发展。民间音乐中的“曲子”有较大发展；文人音乐种的“琴乐”和“词乐”，成为文人阶层传统音乐形式和新兴音乐形式兼而有之的两大类别；佛教说唱音乐“变文”的出现，标志着佛教音乐华北的完成。唐朝对西域音乐的开放性政策，体现了唐王朝对国家、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说的就是一个“外来音乐”盛行的时代。白居易的《杨柳词》：“《六幺》、《水调》家家唱，《白雪》、《梅花》处处吹。”也是表现唐朝社会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