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理解及适用.docVIP

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理解及适用［基本案情］ 2009年3月直至2009年12月案发，被告人刘某波、陈某钢、程某郊，张某英、刘某亮、王某等人在互联网上或者在现实生活中，通过QQ聊天、发送电子邮件、拨打电话、发送短信等方式，以个人或公司名义分别或者伙同从联通公司、电信公司、移动公司工作人员张某、谢某冲、等人处购买或获得手机、座机通话清单，手机、座机机主信息、户籍信息、汽车档案、手机定位信息等多种类的公民个人信息。 张某、谢某冲等中国移动、联通、电信公司工作人员与上述四家社会调查机构及社会无业人员，相互串通，利用电信单位服务平台，违反国家规定及单位保密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买卖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刘某波、程某郊、张某英、刘某亮等人从中国移动、联通、电信等公司工作人员处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或出售、非法提供给他人、或相互进行倒卖，或用于自用，从中谋取非法利益。 一、问题提出 对《刑法》253条之一中“公民个人信息”的含义，存在“公民个人信息是指能够识别公民个人身份的信息”与“公民个人信息是指与公民个人相关的一切信息的总和”的两种理解。笔者同意后一种观点。 对《刑法》253条之一第二款中“上述信息”的理解，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上述信息”指示的是上文提到的信息，即“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第二种观点认为，“上述信息”是指“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第三种观点认为，上述信息是指任何符合条件的“公民个人信息”。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 对《刑法》253条之一中“情节严重”的标准把握上，一种观点认为，以100人作为量的起点，获利额以非法获利5000元为犯罪起点；第二种观点认为，一年内出售、非法提供、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三条以上或者因出售、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获利人民币500元至2000元以上的，即为情节严重。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 二、“公民个人信息”含义的理解、厘定 《刑法修正案（七）》对出售、非法提供、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但对于什么是公民个人信息并没有进行定义。而作为本条规定之犯罪的犯罪对象——公民个人信息定义的缺失，给罪与非罪、罪轻罪重的司法认定带来障碍。如在本案中，被告人谢某冲在担任北京京驰无限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运维部经理期间，利用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授予其所在公司进行手机定位业务的权限，先后多次为本案被告人刘某亮、程某郊、张某英等人提供的90余个手机号码进行定位，以为其提供被定位手机使用人的活动轨迹，非法获利人民币达9万元。如果对谢某冲提供手机定位服务的行为能否定罪存有疑问，那么从谢某冲处获取手机定位信息的张某英、刘某亮、程某郊等人是否构罪、罪轻罪重则也难以确定。 一般认为，公民个人信息是指能够识别公民个人身份的信息，主要包括：姓名、年龄、性别、身份证号码、职业、职务、学历、民族情况、婚姻状况、专业资格及特长、工作经历、家庭背景及住址、电话号码、信用卡号码、教育、医疗、经济活动等的记录，指纹、网上登陆帐号和密码等。［１］这种只强调身份性与可识别性的公民个人信息定义，似乎难以将公民个人活动轨迹情况纳入到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之内。但公民个人活动轨迹情况的泄漏，相较于上述所列信息而言，对公民生命、健康、财产安全的威胁可能更大，因为想要获取上述信息的行为人往往早有预谋，行为对象明确，行为目标确定，一旦获知被定位人的所在位置，就会使被定位人处于急迫的危险当中。因此，为充分有效的保护公民个人权益，在公民个人信息范围的把握上应当将公民个人不愿公开或不愿让他人知悉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隐私完全包含于其中，即应当从“公民个人信息是指与公民个人相关的一切信息的总和”的广义上理解公民个人信息的含义。［2］但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并非没有限度，因为并不是任何个人信息公布以后都会对公民权益造成损害，且信息的扩散对于不同公民的意义是不同的，对于某些人来讲对其个人信息的泄漏可能是其所希望的（如当下许多公民在网络上通过各种手段将自己炒作成名人等）。［3］因此，建议司法解释对个人信息进行定义时注重把握以下原则：主观上，本人不希望扩散该信息；客观上，该信息具有保护价值，一旦扩散，将可能对公民权利造成损害。［4］据此，可对公民个人信息作如下定义：公民个人信息，是指公民本人不愿公开、扩散，如果公开、扩散可能为他人利用从而会造成严重干扰个人生活、社会秩序后果的、反映公民个人年龄、性别、学历、婚姻状况、活动情况等身份、隐私情况的信息总和。 三、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犯罪对象的确定［5］ 《刑法》第253条之一第二款规定的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中的“上述信息”显然指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