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战争与历史反思.docVIP

中日战争与历史反思 李朝津 中国与日本虽然说有二千年交往历史，但日本孤悬海外，近代以前之航海技术并不发 达，往来只限于少数人，故双方正式接触机会并不多，甚至要透过第三者如朝鲜或琉球建 立沟通渠道。这一格局，直到鸦片战争后才有所改变。1871年中日订定修好通商规条，两 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但交往并不畅顺。订交四年不到，1874年即发生“牡丹社事件”， 日本出兵台湾；到1894年更爆发甲午战争，此后双方关系一直跌跌撞撞，直到1945年日本 战败，两国颠簸不已的关系才告一段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冷战体制分割下，中日两国 暂得以相安，然随着两极霸权的衰落、多元世界的兴起，中日关系翻然又成为一极具爆炸 性问题。 中日两国在文化上有许多共通地方，本应容易互相理解，然却无法避免彼此间之龃龉 ，从长远历史而言，有其结构性问题。首先，中日两国二千年来缺乏真正互动，到近代才 真正有具体接触，现实与理想的差距，难以培养出一种理解对方之同理心，容易造成误解 [1]。最显著的例子便是“千岁丸”之行。日本江户幕府末期，“锁国体制”被打破后，幕 府十分关注当时中国的状况。1862年，为了促进对华贸易，幕府特地向英国购入洋船，命 名“千岁丸”，派出五十多人之代表团赴上海，停留两个月，仔细考察在英法联军役后及 太平天国军兴中的清廷。在上海，他们目睹市容破旧、西洋人对中国人颐指气使的情况， 甚为失望。由此，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而言，中国成为落后老大的象征，这为日后“脱亚 论”的兴起埋下伏线。 其次，日本从未正式进入过中国之天下秩序，但却深受中国传统经典的影响，故日本 成为中国在亚洲所建立的国际秩序之最有力挑战者。滨下武志指出：“日本近代化是在以 中国为中心之朝贡制度内发生，由中华概念去观察亚洲的近代，所谓日本近代化即为日本 要夺取中华世界的过程。”[2]然探讨其背后思维，正如张启雄所言，日本接受中国传统天 下观念，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去天命，由有德者继承者，亦即所谓“易姓革命”。易姓 革命是一个“争天下”的过程，继承者论德不论种族，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 国则中国之”，而日本正是用上述方式号召，竞逐东亚之主宰者[3]。 然历史格局只能是影响中日关系之部分原因，二十世纪的国际关系已进入全球化的阶 段，传统亚洲秩序只能是政策决定的背景，中日两国的国际行为必须配合现行国际形式， 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新因素。因此，促使两国对立加深、磨擦不断的中日战争，才更值得 我们注意并引以为鉴。这是本文的关心所在。 一 有关中日战争的争议 中日战争起源于1937年7月7日。不过，由中国人的角度看，它包涵的范围应更广：可 以上溯至1931年之“九一八事变”，是为日本正式使用武力侵略中国；甚至可以上溯至18 95年之甲午战争乃至早在1874年之“牡丹社事件”。这反映出日本侵略中国其来有自，远 在明治时期便开始扩张。中国学者大多用上述观点来看待中日关系，而结论亦主要为日本 的近代扩张是一个对中国连续侵略的过程。波多野澄雄归结此种看法为“侵略与抵抗”的 典范，可以说一矢中的[4]。事实上，无论台湾或中国大陆学界，对中日战争的解释仍未能 越出救亡图存的角度，这亦可说是学界解读抗战的一个困境。中日战争毫无疑问是一场侵 略战争，然除了侵略以外，难道就没有其他含义？历史上侵略战争所在多有，但抗战与其 他抵抗侵略的战争有何差别？对此，海峡两岸至今仍缺乏一个宏观解释。近年有中国大陆 学者提出“反法西斯战争”的概念，有意寻求中日战争在抗战以外的意义[5]。但反法西斯 是苏联对二战之解释架构。对苏联而言，二战的起因是德、日、意三国结成反共轴心，企 图瓦解社会主义制度，故法西斯国家是其最主要敌人。然中、美、英三国对二战的性质看 法不尽相同，对德、日、意三国之立场亦各有相异，因此用“反法西斯战争”概念实在未 能确实反映出二战之本质所在。因此，如何把各国之战争串联在一起，是研究抗战史不可 或缺的工作。 与中国学者之连续侵略观点相反，不少日本学者采取一个不连续观点来看待中日战争 。虽然他们并不否认中日战争的侵略性，但认为中日战争以至太平洋战争并非是一个连续 一贯的过程，而是有许多转折点；假如有关国家能妥善处理国际上之矛盾，战争是可以避 免的。所谓“转折点”，又可以集中在“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以及“珍珠港事 变”这三个历史事件之上。 第一个问题是有关“九一八事变”的缘起，这在今天的日本学界已经有了比较统一的 看法：即事变从一开始便是关东军以至部分日本国内军人策划的阴谋，目的是攫取中国东 三省，扩大日本对抗苏联的纵深及加强战争资源的占有[6]。至于“九一八事变”在何时终 结，则有较大争论。日本部分学者主张中日两国在《塘沽协定》签署时，“九一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