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姓辨疑-北朝门阀体制的确立过程及其历史意义.docVIP

　　“四姓”辨疑:北朝门阀体制的确立过程及其历史意义 　　代人诸胄，先无姓族，虽功贤之胤，混然未分。故官达者位极公卿，其功衰之亲，仍居猥任，比欲制定姓族，事多未就。且宜甄擢，随时渐铨。其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皆太祖以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勿充猥官，一同四姓。 诏令中称代人“先无姓族”，暗示了汉人中原有姓族或已由朝廷确定了姓族，这就是所谓“四姓”。因此，后世史家多把“定四姓”作为北魏确定汉人姓族的同义语。但有关“四姓”的确切含义，史传记载却多有扞格之处，解释大体分为两类： 　　第一类记载认为“四姓”是汉族士人的四个等级。这种说法的典型代表是史家所熟知的《新唐书·柳冲传》所载的柳芳《氏族论》： 　　郡姓者，以中国士人差第阀阅为之。制[1]：凡四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仆者为华腴，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凡得入者。谓之四姓。 关于士族的四个等级，另一种不同的记载见于《隋书·经籍志》： 　　其中国士人则第其门阀，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县姓。 　　另一类观点则认为四姓是四个具体家族。柳芳《氏族志》在对“四姓”作了具体诠释之后，还特别提到： 　　今流俗独以崔、卢、李、郑为四姓，加太原王氏号五姓，盖不经也。 　　这种“不经之说”在唐代史传中十分常见，如《贞观政要》卷七载唐太宗语： 　　比有山东崔、卢、郑、李四姓，虽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 而向以谨严著称的司马光似乎也对这种“不经之说”有所偏好，只是对几个旧族的排列次第有所不同。《资治通鉴》卷一四○齐明帝建武三年（496年），北魏太和二十年）春正月条： 　　魏主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陇西李冲以才识见任，当朝贵重，所结姻连，莫非清望，帝亦以其女为夫人。（胡注：四姓，卢、崔、郑、王也）……时赵郡李氏，人物尤多，各胜家风，故世言高华者，以五姓为首（胡注：卢、崔、郑、王，并赵李为五姓）。 　　如上所见，关于北魏“四姓”，计有二类四说，虽各有所据，却都属唐以后晚出材料。长期以来，史家在论及这一问题时，多径取所需，未予详考。直至唐长孺先生发表《论北魏孝文帝定姓族》[2]一文，才对此进行了系统的探究：他根据入姓入族以官爵为唯一标准为线索，推测柳芳《氏族论》所述之四姓即本太和十八年定四海士族之规定，认为汉人门阀可能也分先朝官爵和入魏后官爵，《氏族论》只保留了入魏后的官爵，而无魏晋旧籍的记载。对于《隋书·经籍志》的歧异之处，唐先生认为柳芳所论“四姓”即为高门，亦即四海大姓、右姓。隋志把它从郡姓中提出来，名之为“四海大姓”，但仍有非“四姓”的郡姓。其中较高者为州姓，卑者为县姓。 　　唐先生的分析精辟入理，又以大量金石、文献为佐证，使北魏汉人门第这一原本模糊错乱的内容，得以较为清晰地显露出来。近年来，杨德炳先生和黄惠贤先生先后发表《四姓试释》和《〈魏书·官氏志〉载太和三令初探》两篇重要文章，对相关资料条分缕析，极大地推进了这一问题的研究[3]。 　　唐先生的研究，统一了四姓异说中第一类两种不同说法的矛盾，对于第二类记载则没有直接涉及，只是笼统地提到唐代崔、卢、李、郑、王五姓七家获得北朝一流高门地位即在太和之时。那么，为什么这种“不经”的“四姓”（五姓）之说在唐代广为流布，而正宗的“四姓”之制却只有极少数谙熟谱牒的士大夫才能通晓呢？ 　　代人先无族姓，因而分族定氏一以官爵为断；而铨定素有门第传统的汉人士族的标准，又多了一个“魏晋旧籍”。那么入魏官爵和“魏晋旧籍”两重标准问题的矛盾如何协调统一起来呢？除此之外，是否还包括其它一些因素？ 　　孝文帝分定代人姓族，雷厉风行。代人竟起辞讼，至魏末仍纷争不息[4]；那么以法令的形式确定汉人姓族，同样是一桩空前的盛事，理应引起社会的普遍重视和震动。但就史传所见，北方汉族士人的反应却十分冷淡，被后人讥为高门家谱的《魏书》，甚至对此阙而不载[5]；在北朝和隋唐的大量碑志中，也见不到某家族在太和中被定为某姓的任何记述，这不能不使人对这一法令的实施效果和社会意义产生某种怀疑。 　　唐长孺先生曾敏锐地指出：北魏分定姓族的目的，是为了协调各种政治势力，使之成为巩固拓跋氏政权的积极因素。新标准的精神，不妨说是传统惯例的具体化和制度化。遵循这一思路，重新理解“四姓”的确切含义，成为认识北魏分定姓族的标准与意义的关键所在。 二、柳芳“四姓说”献疑 　　柳芳的《氏族论》，属于唐以后的晚出材料。文中所提到的汉人士族以官爵划分的诸等级，与《魏书·官氏志》所载的太和职品完全相同，丝丝入扣[6]，因而可以视为太和诏令的概略。在没有新证出现的情况下，不应盲目怀疑其可靠性。但正如唐长孺先生所论，柳芳不是专论太和之制，《新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