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在中国现代文学主流中的历史涵义.docVIP

　　“大众”在中国现代文学主流中的历史涵义 世界性民主观念的普及，使大众登上了历史的前台，在驯服少数人的强权时，因为历史的机缘，大众又形成了新的强权，“人多势众的原则似乎成了惟一的历史法则”。①在文学领域里“大众”同样树立起了自己的权威，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２０世纪文学的乌托邦就是建立在“大众”基础上的。从“小说界革命”到新中国文学的文学主流，以“大众”的名义，文学在革命和政治的语境里膨胀，“大众”就像一个幽灵，其巨大的身影覆盖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发展的历史场景。“大众”的所指和它与文学之间的关联其实是流动模糊的，而正是这一模糊性为文学的向外膨胀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大众”在中国文学中地位的确立是一个历史的过程，简单的概括就是“文学的大众化”，文学大众化运动兴起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３０年代初，后来进一步发展而被体制化，实际上，文学大众化已经在２０世纪初新文学的源头埋下了它的种子。过去从雅俗之辩和文学功利性等角度，研究者对文学大众化现象表示了足够的关注，本文不拘泥于讨论“文艺大众化”的特定文学现象，而试图从大众意义的流动性和它与文学的关联入手，从整体上对中国现代文学主流的“走向大众”作初步的分析判断。 　　 　　1 　　 　　长期以来，人们在谈及文学的大众化时，把“大众”理解为一个恒定自明的概念，而忽略了“大众”所指的模糊性，这就导致对文学大众化缺乏更深层次的认识，仅仅把它视为对文学进行普及的运动，没有顾及到它策略性的一面。“大众”一词最早可见于《吕氏春秋》，但真正文学意义上的“大众”却于日本，郁达夫１９２８年在《大众文艺释名》中作了解释②。１９２０年代发起的大众文艺运动和１９３０年代《申报·自由谈》主持的大众语讨论引发了人们对“大众”作出的种种界定③。可见，“大众”是对“群体”、“多数”的抽象指称，并没有具体的含义，它的所指因时而变流动不居。２０世纪初，在“文界革命”诸君子眼里，大众就是“妇女粗人”；新文化运动中，变成了“庶民”、“平民”、“劳工”；三四十年代，又变成了“无产阶级”、“工农兵”；建国以后，统一的称谓是“人民”。 　　以上涉及到的是“大众”一词所指对象的丰富性和模糊性，同样“大众”和文学的逻辑关联也是不定、多向度的，具体而言，“大众”对文学有三种意味：１、从读者接受的角度，要求文学能最大限度地被理解和接受；２、从来看，文学要成为多数人自己能运用的手段，大众能直接创作文学作品；３、从文本的创作来说，文学要有一种面向大众关怀大众的理性的创作精神，它不应该摆在案头供把玩自娱，而要有真诚的看取人生的态度，去反映普通人的生活。 　　通常我们把“大众”和“文学”合成一个词“大众的文学”，是单纯就读者接受而言的。而即算是“大众的文学”，其所指也是流动的，在共时的中西方不同语境和历时的不同历史时期，它指向不同的文学类型。在西方，大众的文学有两种类型：一是大众文学，严格地可称为市民大众文学，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是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大众市民社会形成后，文学被整合到市场的机制中，被生产、流通和消费的产物；另外一种含义可以理解为民间文学，是前工业社会的产物，作为民众自然而然的经验表达，满足其自身的需要，大都以口口相传的形式活跃于民间。讨论中国文学的大众性问题，是２０世纪以来的事情，此前，中国的文学完全是精英化的，民间大众的东西仅仅是“观风俗、知厚薄”的资料性存在，不能作为“文学”而被认同。第一次从受众范围和主体发生的角度对文学进行类型的划分，并给予梳理的是周作人，他在文学里给了“大众”一个位置。在１９３２年《中国新文学源流》的讲演中，周作人把全部中国文学分为纯文学、原始文学、通俗文学三种，并予以了界定，１９３３年，又在另一次讲演中修正了这一划分，用民间文学的概念替换了原始文学，可能考虑到民间文学与时沉浮或湮没无闻或被改铸，已与通俗文学纠缠在一起（换言之，纯粹的民间文学并不存在，只是知识分子脑海中理想化的审美类型），他具体的论述对民间文学存而不论，主要围绕通俗文学展开④。鉴于二者的胶合状态，我们也可以把它们合称为民间通俗文学，这一文学类型的主要受众是几千年宗法制文化状态下的大众。 　　周作人的文学类型观显示了他开阔的视野，也基本上符合文学史发展的历史形态，但另一种新的文学类型却被他有意的摒弃了，那就是作为市民大众文学的鸳鸯蝴蝶派文学。鸳鸯蝴蝶派小说滥觞于１９１０年代的上海，渐成气候。它与民间文学有交叉的地方，夹杂着很多民间趣味和民间形式，但它面对的主要是都会市民大众，其创作中的许多现代性因子以及娱乐趣味性和商业化，无法被民间通俗文学所通约，因此把鸳派文学作为一种新的文学类型——市民大众文学——是合适的。市民大众文学在大多数情况下溃不成军，直到９０年代中国市场商业社会的姗姗来迟，中国才再度大规模地出现这一类文学⑤。而民间通俗文学则非常发达，自古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