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启蒙主义-前提、方法与问题.doc

　　“新启蒙主义”:前提、方法与问题 一、前提与根据:时代呼唤“新启蒙主义” 经常有朋友见面寒暄时的第一句话就是问我:“你还在搞‘启蒙’吗?”“你的‘启蒙’还没搞完么?”这样的“关心”听多了,不能不引起心中隐隐的不安。显然,在有些人看来,启蒙问题即使“没有过时”,也至少不是一个新鲜话题,而且是应该“搞”一段时间就得结束的,就像文学研究者研究完了一个作家需要换另一个作家来研究一样。然而,在我看来,这一问题,尤其是将启蒙作为进入文化、文学和思想研究对象的途径的工作,是值得任何一个学者付出毕生精力的,更何况常说常新、“世世代代都要重新开始”本就是启蒙的题中应有之义。所以对上面的疑问我有时只好这样自我解嘲:连福柯都说启蒙是一项“未完成的工程”,我怎么就能“搞完”呢? 今天为什么要重提启蒙问题,而且还冠之以“新主义”的名号?这绝非为新而新,笔者关于“新启蒙主义”的所有努力其实都可以归结于将启蒙这样一个老话题刷新为一个面对时代与未来的新课题,并最终使其上升到“主义”的高度。“新启蒙主义”之“新”及其存在的必要性都隐含在世纪之交以来文化转型纷乱现象背后的深层需求之中,蕴涵着充分的历史与现实的文化内涵。首先,从历史的要求来看,它是对鸦片战争以来时断时续的历次启蒙运动的一种呼应和超越。以“新民”为核心的近代启蒙运动由于缺乏充分的现代性吸收与孕育,如先天不足、后天又少合理营养与膳食结构的婴孩一样,其质素与肌理的僵化也就不足为奇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启蒙准备了一份不无完整的启蒙谱系版图,但是其科学与民主的外在要求与伦理革命的内在要求之间发生了抵牾,并没有同步深入,也过早地发生了转向。30年代中期的“新启蒙运动”并没有完成“扬弃”与综合创造的任务,反而从文化启蒙转向救亡运动,并最终转向反启蒙。80年代的“新启蒙”在“回归五四”的旗帜下对历次启蒙运动包括“五四”运动做出了深刻反思,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毋庸讳言,其侧重于民主与理性的文化批判与“外在扩张”,缺少人性建构与内在超越的缺憾也隐含着自身的危机。而且这时的“新启蒙”远没有像“五四”那样渗透至文学审美潮流之中,形成文化与文学、思想与审美“联手作战”的局面。因此,总起来说,上述几场启蒙运动都是“未完成时”,向外的趋向均大于向内的趋向,社会启蒙的成分大于“人”的自身启蒙的成分,缺乏信仰纬度的呵护与标高,因此上述“新启蒙”必然会蜕变为“旧”的。 其次,从理论的要求看,自90年代以来,“现代性”、“全球化”成为研究界最热门的理论视域,而后启蒙、后现代、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等成为思想界的重要思潮和热门话题,这些热点固然有其深刻的思想价值和历史必然性,也系学术上“与国际接轨”的潮流之所向。然而它们却蛮横地遮蔽了一些具有根本价值的本土问题,尤其是现代性取代启蒙成为人们的思想中心后,现代性的“家族性”、多元性、内在价值悖论在解构启蒙“元叙事”的同时,也驱逐了启蒙的内在价值与永恒意义。而且一般把启蒙现代性引申为现代性,或者社会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视为现代性自身相互矛盾、相互斗争、彼此反驳的两个方面,这样就更导致了启蒙问题的狭隘化和边缘化。这一个趋向至今没有引起学界充分的警惕。在这样的前提下,新启蒙主义力求恢复被现代性理论所扭曲的启蒙的尊严,从理论上将其从现代性混杂的内涵中独立出来。 再次,更重要的是,新启蒙主义体现了对现实的深层需求的回应。在形形色色的理论视野中,对中国当下文化、国民心态的描述和阐释与其对象一样,多元共生、良莠并存、泥沙俱下、五彩缤纷,莫不带上消费主义、大众文化、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等等的文化幻象,却掩盖了中国当下文化最严峻的现实性问题。在笔者看来,当下文化表象背后的真实面目是———愚昧和偏见。其实,常常令人们怨声载道的价值迷乱、道德沦丧的文化现实与道德相对主义、虚无主义、消费主义等理论思潮或生活潮流之间,只是同一问题的不同表述方式,后者并不能对前者进行切实的考察和诊断,二者之间亦不能构成本质性的和逻辑性的关联,其症结与渊薮在于国人的人性现状充满了愚昧与偏见。如果说愚昧是一种封建主义式的无知,拒绝人格独立与人性的解放;那么偏见则是滥用了人性解放的条件,成为为新的习俗、时尚所裹挟的人性迷乱状态。尤为令人痛心的是,充满了“傲慢和偏见”的现代人自以为自己的人性解放了,自以为可以“看透”社会与人生的方方面面,但其实,他也许已经陷入人性的迷障而不能自拔。在此,贝尔的反思就颇有代表性,他说:“现代人的傲慢就表现在拒不承认有限性,坚持不断的扩张;现代世界也就为自己规定了一种永远超越的命运———超越道德、超越悲剧、超越文化。”①比如以“自我实现”的名义不断破除宗教、道德、政治、经济等对人的“束缚”,疯狂地追逐毫无边界的所谓“自由”,———而这种自由在经典启蒙哲学家看来其实是另一种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