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父系意识的成长与宗族问题——从北朝百姓的聚居状况谈起(二).doc

　　汉魏六朝父系意识的成长与“宗族”问题——从北朝百姓的聚居状况谈起(二) 2）儒生论“姓” 　　从另一个角度看，“姓氏”本身成为儒生谈论、关注的一个热点，也是父系祖先意识在儒者队伍中 发展 的重要表现，同时，这些知识也成为巩固这一意识的工具。 　　就知识阶层而言，姓氏问题，在西汉几乎无人问津，基本见不到儒生的讨论，到了东汉，情况大变。 　　先有王充针对社会上流行的“图宅术”、“吹律定姓”与将“姓氏”归为“五音”的作法，进行理论批判。王充不仅指出“图宅术”理论上自相矛盾之处，同时通过将“姓氏”的追述到上古，来反驳“以口张歙调姓”，认为“夫人之有姓者，用禀于天，……古者因生以赐姓，因其所生赐之姓也。”并举夏、商与周得姓为证。随后又指出“古者有本姓，有氏姓”，“氏姓有三：事乎！吏乎！王父字乎！”之后又进一步揭露了“五姓之宅，门因宜向”说的具体谬误。[140]王充基本是从理论的角度展开批判，关于“姓氏”主要是指明了进一步批判流行观念的方向：即把时人未必与上古有关的“姓氏”和先秦的“姓氏”联系起来，也可以说是混为一谈，强调其产生的神圣（“用禀于天”）与具体的特定性（“氏姓有三”）。 　　《论衡》一书在东汉流传不广[141]，但王充对“姓氏”的思考并不乏知音。王符几乎可以肯定没有读到过《论衡》，可他在“姓氏”上的见解真可谓是王充的传人。王符亦认为“亦有妄传姓于五音，设五宅之符第，其为诬也甚矣！古有阴阳，然后有五行。五帝右据行气以生人民，载世远，乃有姓名敬民（号氏）”[142]，他承认“姓”有音，但认为“凡姓之有音也，必随其本生祖所王也，……虽号百变，音行不易”，并指出太暤、神农、黄帝、少暤、颛顼五帝的五行所属及其子孙姓氏的“音行”所属。[143]随后，他在《潜夫论·五德志》与《志氏姓》两篇中又对此做了具体的论证。在《五德志》中，他详细列举了五帝子孙的谱系及衍生出来的姓氏，尽管他意识到“姓氏”的复杂性，承认存在“有同祖而异姓，有同姓而异祖。亦有杂厝，变而相入，或从母姓，或避怨仇”的现象，在具体梳理过程中也发现不少难以找到归属的姓氏[144]，但在《志氏姓》中仍然继续按照“五帝”子孙谱系的线索列举周代以降的“姓”，特别是众多“氏”的归属。王符的基本思路是视“姓”有神圣的起源，并追述到五帝或先秦的正面人物，构建了“姓氏”传承的谱系，比王充的批评更为具体有据。仔细辨别，不难发现，他所构造出的“姓氏”传承线索虽然存在很多断裂，其依据的是父子相传。他基于这一假设，初步梳理了诸多姓氏的传承脉络。姓氏为“父子相传”已是王符思考的基础，在他的头脑中父系意识已根深蒂固了。 　　此外，《白虎通》中也有专门的部分论及姓氏，说明在白虎观会议上，姓氏也是议题之一；上述应劭、管宁、西晋时挚虞、黄容等也都有这方面的著述。东晋南北朝以后谱学大盛，钻研姓氏者日多，成为维系士族的重要手段，已是周知的事实，无需赘言。这些“姓氏”“研究”的思路大体不出王充与王符的框架，只是“编造”得更细致。 　　 2. 父系世系意识的强化 　　父系意识发展的另一表现是父系世系意识的增长。具体说来包括两方面，一是对父系祖先的记忆的强化，一是对父系后代的追求。 　　 1）父系祖先记忆的发展：从儒生到百姓 　　西汉人总体上缺乏父系祖先意识，极少有人能说清自己祖先的名讳，更不知其来历。西汉开国皇帝刘邦连自己父亲的名字也说不清，只呼之为“太公”，以致司马迁也无法确知其名讳，后人更是异说纷纭了。[145]至于其祖父以上的名讳，就更茫然无知了，因而，刘邦只在其父死后为他立了“太上皇庙”，不像后代开国君主那样动辄为祖先立“七庙”或“九庙”。[146]将他的祖先同唐尧联系起来乃是后来经学家们的发明。同样，《汉书》列传中几乎未记载传主祖先的姓名与来历，传记开头的基本格式是“人名、字＋籍贯”。显然有别于魏晋以后的创作的传记，后者动辄开列出数世祖先的名讳。西京一朝除了项籍、张良、汲黯、李广、冯奉世等少数六国旧贵族的后代多少可知其来历，与王侯之后因《汉书》诸表的存在其世系源流可辨外，只有司马迁、扬雄、孔光与王莽寥寥数人能详细道出祖上的谱系。这并非是史家有意缺漏，也难以用传主出身低微，有意回避来解释，与传主本人普遍不留心、不记得祖先名讳、不了解祖上来历分不开。这一现象实际上体现了西汉人父系世系意识的淡漠。 　　西汉末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王莽是一代表。到了东汉时则有不少人留意此点，可追溯上几代祖先，《东观汉纪》就有不少记载。除了王充与王符的系统探源以外，东汉后期起，不少儒生也不约而同地关心起各自姓氏的来历，并沿着父系寻找其。桓帝以后的碑文上常常有这类文字。目前所见最早载有这类内容的墓碑是立于延憙八年（165年）的鲜于璜碑，此碑出土于天津武清县。其文云 　　□讳璜，字伯谦，其先祖出于殷箕子之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