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是红学考证集大成者.doc

周汝昌是红学考证集大成者周汝昌先生是诸多红学研究者中最有学问的一位。他的逝去，不独对红学一科，对整个古典学研究，都是重大损失。特摘拙著《红楼梦与百年中国》论周之专节，以寄追悼缅怀之意。斯人已去，不胜依依，呜呼哀哉尚飨！ 考证派红学的集大成者不是俞平伯，而是周汝昌。 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系1947年秋天至1950年写就，1953年由上海棠棣出版杜出版。这之前，他于1947年12月5日，发表《〈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一文，载天津《民国日报》“图书”第七十一期，提出曹雪芹卒于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年)除夕。第二年，即1948年2月20日，天津《民国日报》发表胡适之先生《致周君汝昌函》，表示同意周说（后胡适又改从壬午说）。当时周汝昌刚30岁，他的红学研究开始就身手不凡。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只是给曹雪芹的家世生平勾勒了一个大致的轮廓，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才真正构筑了一所设备齐全的辉煌住室。关于曹雪芹上世的资料，迄今为止，没有哪部著作像《红楼梦新证》搜集得这样丰富，以至于和《新证》相比，胡适的《考证》中所引用的资料，不过是“小巫见大巫”。曹家上世的三轴诰命、四轴《楝亭图》、敦敏的《懋斋诗钞》、裕瑞的《枣窗闲笔》、萧的《永宪录》等孤本秘笈，都是周汝昌以惊喜的心情一手发掘出来。《新证》设有《史料编年》专章，引用书籍达一百二十种以上。1976年增订时，该章扩展为三十六万字，约占全书篇幅的二分之一，内容更加充实。此外周先生还撰有《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和《曹雪芹小传》等著作，有关《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家世生平的历史资料，如果不能说已被他“一网打尽”，确实所剩无多。他凭借这些资料，运用严格的考证学的方法，建构了自己的红学体系。 周汝昌红学考证的重点，是曹雪芹的家族历史和作者的生平事迹，也就是胡适强调的“时代”和“作者”。这后一方面，周汝昌先生称作“芹学”，作为曹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曹雪芹家族的籍贯、所属的旗籍、几门重要亲戚的状况、盛衰的原因，到曹雪芹的生卒年和抄家后回到北京的行踪，以及晚年著书西郊的经过，周汝昌都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和系统的发掘。这些看法不仅和胡适有很大不同，与许多其他的红学家也有所区别，真正是成系统的红学一家言。 通过考证康、雍、乾时期的社会政治特征，特别是皇室的倾轧和攘夺，为读者理解《红楼梦》的内容提供了充分的背景材料。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在江南的活动，“织造”一职负有的特殊使命，曹寅和明遗民的关系，都经周汝昌一一考证出来并给出创见。 被称为“湖广四强”之一的杜，是明遗民中有名的孤介峻厉之士，但与曹寅保持着非比寻常的关系。康熙二十四年五月，曹寅自江宁还京师任内务府郎中，杜赋长诗送别。周汝昌从杜的《些山集辑》中找出来这首诗，著录在《红楼梦新证》“史事稽年”一章，并做了详细考订。他提出：“曹寅等人当时之实际政见何若，颇可全面研究。”而杜为曹寅诗集所写的序里，单刀直入地写道：“与荔轩别五年，同学者以南北为修途，以出处为户限，每搔首曰：荔轩何为哉？既而读陈思《仙人篇》，咏阊阖，羡潜光，乃知陈思之心即荔轩之心，未尝不爽然自失焉！”（《楝亭集》卷首）。这是说开始对曹寅感到不可理解，后来发现曹寅和三国时的曹植有相同的想法，便觉得原来的“户限”没有必要了。 那末，什么是“陈思之心”呢？周汝昌在曹寅《南辕杂诗》第十一首的小注里找到了线索。诗是七绝，四句为：“不遇王乔死即休，吾山何必树松楸。黄初实下千秋泪，却望临淄作首丘。”小注是：“子建闻曹丕受禅，大哭。见魏志。”（《楝亭集》，第362页）。曹丕受禅而曹植痛哭，是历史上有名的典故，就中包含着对司马氏篡汉的预断，因为曹植于司马氏的野心早有察觉。所以周汝昌发现的这条线索是极为重要的。待到他看到明代张溥的评论：“论者又云，禅代事起，子建发愤怨泣，使其嗣爵，必终身臣汉，则王之心其周文王乎？余将登箕山而问许由焉。”（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71页）于是恍然大悟，说道：“杜老微词闪烁地所谓陈思的君子的那之心，就是这个臣汉之心”了。 就是说，陈思王曹植有“臣汉之心”，杜说“陈思之心即荔轩之心，以此可证曹寅也有“臣汉之心”。结论是否完全符合曹寅当时的思想实际，是另一回事，至少明遗民杜认为曹寅有“臣汉之心”这桩公案，被严丝合缝地考证出来了。只此一例，即可见出周汝昌先生红学考证的功力。还有根据曹家习惯的命名方法，由曹寅的一个弟弟字子猷，逆推出他的名字叫曹宣，来源于《诗经·大雅·桑柔》：“秉心宣猷，考慎其相。”从而找到“迷失”的曹宣，就红学考证来说，的确是一种学术贡献。 周汝昌的红学考证，以曹雪芹的家世生平为主，却又不限于曹雪芹的家世生平。《红楼梦》的不同版本、脂砚斋的批语、后四十回续书与曹雪芹和《红楼梦》有关的文物等，周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