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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声音需要好模式 一档走红电视节目背后生意经西方人吃到了好吃的大餐，总不能免俗地要和大厨见见面。中国人吃到了不错的菜，也想问问厨师是怎么个做法。在2012年的7月下旬，《中国好声音》确如一记响雷，重新点燃了中国观众对好声音的期待。 虽然才开播两周，但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却收获了极大的赞誉及关注度，可谓一夜爆红，取得了口碑与收视率的双赢。很多业内人士甚至称，这是近年来国内制作的最佳电视节目之一。 根据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有限公司7月20日的42城统计数据，《中国好声音》第二集首播收视率达到2.717，位列同时段第一。 在音乐类选秀节目几乎走到绝境，《中国好声音》的突然爆红，算不算一个偶然？《时代周报》在调查中发现，遥遥领先于其他“音乐选秀2.0版”节目，如果拂去表面的光华与纷争，便会发现它成功背后的道理，以及它的“生意经”的意义。 来自“体制外”的制作 西方人吃到了好吃的大餐，总不能免俗地要和大厨见见面。中国人吃到了不错的菜，也想问问厨师是怎么个做法。《中国好声音》的播出平台是浙江卫视，但它的主厨另有其人，叫做“灿星制作”。 “灿星制作”的荣誉墙上，除了最新的《中国好声音》外，几乎都是属于东方卫视的节目。《中国达人秀》、《舞林大会》、《华语音乐榜中榜》，这些响当当的综艺秀就出自这个原SMG(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团队之手。为何集体跳槽到原星空卫视的“灿星制作”，又将红火的《中国好声音》拱手让给浙江卫视？网络上出现不少疑问。 要捋清灿星制作的根源，对一个非业内人士来讲不太容易。现在的灿星制作总裁由田明兼任，他1992年加入刚成立的上海东方电视台，一路做到东方卫视总监，后成为SMG副总裁。2010年，CMC（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与美国新闻集团（News Corporation）战略并购星空卫视的电视业务，成立星空华文传媒公司，于2011年任命田明为总裁。值得一提的是，CMC的两大股东之一，就是SMG。 简单地说，SMG投资CMC，CMC控股星空，星空下辖灿星制作。田明执掌星空华文后，原SMG制作团队的部分核心人物填充进入当时已无制作力的灿星，从“体制内”走向了“体制外”，继续为东方卫视打造《中国达人秀》和《舞林大会》，也酿出了《中国好声音》在浙江卫视上播出。 “和过往的区别主要是，在体制外的运作模式里，能规避一些体制内消耗时间与精力的事情，譬如太多的会议。现在有专人负责事务性工作，我们只要专心致志地做节目就可以了。”深夜开会到11点后，星空传媒（中国）制作总监、灿星制作制作总监、《中国好声音》宣传总监陆伟给时代周报记者打回电话。 在“体制外”轻松上阵屡创佳绩的灿星制作，所赢得的利润与口碑，都将回流。“灿星制作的成功，其实也是SMG的成功。”陆伟说。 “历史性”的制播分离 在关于《中国好声音》的各类解读、赞美和质疑的声浪中，田明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被掩盖了。在接受采访时，他说“创立了一个中国电视制作合作模式的先河”，他又说：“《中国好声音》是中国电视历史上真正意义的首次制播分离。” 陆伟详细解读了这种说法，他将中国到目前为止卫视的“制播分离”划分了三种模式：“最原始、最基础的所谓制播分离阶段，本质就是劳务输出，电视台人手紧张，把一部分工作交给电视台以外的人来做，但是总的控制权在电视台，有时还会下派导演负责。它只是把一些纯粹劳务，包括剪辑师、编导等基层工作请外人完成，但核心技术和节目内容都是电视台掌控的。” 第二种模式是目前的主流：“目前常见的是，由某制作公司负责创意、理念、制作，独立完成一档节目。制作公司先拿出一个样片，交由电视台的审片委员会审查，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电视台才首次参与其中。”陆伟说：“审片委员会由电视台领导、部门主任、相关节目制片人和导演组成，他们会预估这个节目的收视率和广告吸附力，再考虑是否购买。如果预估广告吸附力是1000万元，电视台通常希望以较低的价格，譬如600万元购买。” 这种主流方式简单来说，就是电视台负责审查、付费和播出，制作公司全职生产。如果说原始阶段制作公司赚的是劳务费的话，主流模式的制作公司利润则来自于“节流”。“广告收益是归电视台的，制作公司的利润是封顶的，他们需要考虑在电视台给予的制作费内拿出多少作为成本，”陆伟说，“为了提高利润空间，会使得制作公司有意识地节约成本，节目的质量肯定会受到影响。” 田明所说的历史性的制播分离，指的是制作方和电视台共同投入，共担风险，共享利润。根据报道，灿星制作和浙江电视台之间有一道线的约定，低于这道线，灿星赔偿，高于这道线，二者分红。对于灿星而言，这有些类似“对赌协议”。 “它的优势在于上不封顶，如果节目很成功，广告价格翻倍。节目收视率越高，获取的利润越大，双方可以分成的利益就越大。另外它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