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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谐社会语境下解决集体行动困境思索摘要：针对公共事物的治理问题，传统的集体行动理论认为集体行动困境是不可避免的，而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方案是对公共事物的治理实行政府的国有化或者市场的私有化。奥斯特罗姆则提出在国家和市场两条传统路径之外还存在着第三条道路——社会的自主治理。受我国历史传统，制度惯性和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国家强制力推动延续制度惯性过于强大并且存在政府失灵的危险；市场逐利性动机选择依靠利益权衡和博弈的个人因为面对潜在风险和不确定性而陷入踟蹰；社会自主治理则因为社会组织外部发展空间的受限以及社会资本存量的不足而发育迟缓。需要重塑政府权能以转向服务型政府，引导社会自治的职能，推进服务型政府改革,通过政府让利于市场、放权给社会，建立政府、市场和社区三者有机协调配合的新三元治理结构，形成竞争、命令与合作的治理模式，才能构建官(政府)、民(社区)、商(市场)携手共进的和谐社会。 关键词：和谐社会；集体行动的困境；公共事物；公共物品；公共资源 中图分类号：C9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3?0037?05 一、何谓集体行动困境 从理论概念或知识源头的回溯上，国内学者对于集体行动的关注和研究，基本上肇始于对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设定的概念和理论的解读与探究，但审视国内学者相关研究文献，不难发现，多数文本存在着将集体行动这一概念性框架转嫁到对国内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生发机理和演进脉络的重新诠释和分析的倾向，并形成了“集体抗争”“维权行动”“群体性事件”“社会冲突”“社会运动”“集体行动”等一组以“集体行动”作为统摄性概念的“家族相似性”概念,[1]作为一个统摄性概念，集体行动“包含了从突发的集体行为到正式的社会运动在内的一个连续统，涉及了从草根组织到全球化社会运动，从宗教教派运动到恐怖主义活动在内的所有组织化政治表达形态在内”。 [2]这一将学术视野放在社会运动领域的研究倾向固然契合当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理念，表达着通过对社会矛盾和冲突生发机理的条分缕析以期为各级政府应对各种突发性事件，维护区域社会的和谐稳定提供建设性意见的现实关怀，但不可回避的是，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的原初关怀却被日益冷落和边缘化。通过对《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的回溯性阅读，不难发现，“尽管奥尔森的这本著作建立在美国压力集团这一经典议题基础上,但该书针对的问题却十分具体,即公共物品供给中的集体行动何以可能”。[3]集体以一种组织形态呈现出来，并以组织的形式采取行动，无论组织成员之间的关系是松散的非正式的还是紧密的正式的，“组织的实质之一就是它提供了不可分的，普遍的利益……提供公共或集体物品是组织的基本功能”。[4](13)集体行动的指向是谋求公共或集体物品的获得，而这种公共或集体物品的供给和满足也就意味着“实现了任一公共目标或满足了任一公共利益……”，[4](13)因此在奥尔森的笔下，集体行动的理论关怀不是聚焦于社会运动领域的矛盾与冲突，而是涉足于公共行政领域的公共事物的有效治理，具体而言就是涉足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公共资源的有效利用以及公共利益的实现的集体行动等诸方面。 公共行政领域中促成公共事物有效治理的集体行动，不可回避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由于搭便车问 题——“任何时候一个人只要不排斥在分享由他人努力所带来的利益之外，就没有动力为共同的利益做贡献，而只会选择作一个搭便车者”[5](18)——的存在而导致的集体行动的困境。 收稿日期：2011?12?19；修回日期：2012?05?15 作者简介：史杰(1987?)，男，江苏扬州人，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公共行政. 二、传统集体行动理论关于解决 集体行动困境的三条路径 促成公共事物有效治理的集体行动，着眼于实现集体成员的共同目标和利益，而其不可规避的敌人则是由于“搭便车”和机会主义心理的普遍存在导致的集体行动困境，进而为了实现公共事物有效治理这一终极目的，思忖集体行动困境的消弭之道就成为人类的永恒主题，在这方面，传统集体行动理论的研究学者从未放弃停止过对解决路径的思考，他们的思域范围归纳起来有三：一是依靠利维坦式的国家强制性推动；二是诉求于市场化的个人逐利性选择；三是托付于社会交往与互动中形成的社会自主治理。传统经济学理论偏向于认为消弭之道主要是借助国家力量或依托市场力量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凭借国家强制性外力促成，要么遵循市场逐利性动机选择，然而奥斯特罗姆在考察了大量公共池塘资源案例的基础上打破了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格局，提出了无论是利维坦式的强制推动还是市场化的逐利选择都不是消弭集体行动困境的唯一方案，在两者之外还存在着第三条道路，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