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勇 一个学者型领导信念.doc

周勇 一个学者型领导信念这些年来，不论是“打黑”，还是“唱红”，重庆这座西部之城似乎得到大家前所未有的关注。当人们把目光聚焦到发生在重庆的话题和事件的同时，也在不经意中记住了一个市委新闻发言人的名字：周勇。 学者型官员、专业精深、对媒体态度开放……这是媒体对周勇的一贯印象。 周勇身兼重庆市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和西南大学博士生导师，记者问及他是否会分身乏术？他回答：不仅不会，而且两者相得益彰。“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中，我还是坚持做学问，努力保持学术水准。这不大容易，但关键在于要有追求。在这样行政与学术双重挑战的过程中，你会体验一种成功的快乐，因为我做的这些事情对国家对民族对重庆都是有意义的。” 周勇这样要求自己：“做学者，就要求新求异，一定要写科学的、有价值的东西，必须经得住时间和历史的检验。当干部，则要求同求和，把大家思想统一起来，拧成一股绳去共同奋斗，这样才能把事做好。” 努力揭开中共党史上的“斯芬克斯之谜” 在中国共产党历经的90年风雨征程中，有一个“谜”让党史研究者多少年来踟蹰莫展。周勇即是诸多研究者中之一。为此他花了整整30年的时间，执着地追寻，潜心地探究。其间的艰辛和快乐周勇用七个字来概括：“给历史一个交代”。今年，中央档案馆终于正式公布了一份珍贵档案《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以下简称“重庆报告”），为解开中共党史上的这个“斯芬克斯之谜”提供了可能，周勇据此首次提出了“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诞生在重庆”的观点，这一研究成果引起社会不小的震动。 周勇1953年出生在重庆，不到16岁便到农村插队，那时，连他自己都没有料到会与“历史”问题打上一辈子的交道，他也没有料到自己的学术研究会掀起阵阵旋风。十多年前，周勇就是重庆市中国近现代史学术带头人，是重庆市最早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之一，至今他仍然处在学术带头人这个位置上，是一位典型的学者型官员。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他的学术成果丰硕，许多都成为本领域历史研究的重点参考资料；除重庆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外，他还担任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主任、西南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红岩春秋》杂志社社长。身为党的干部，他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同时又有独立的研究精神，他把深刻的思想融入到党的宣传文化工作中，不仅带去了清新的理念和氛围，还有效地提升了宣传文化系统的活力和专业性。 谈及研究这个项目的初衷，周勇说，“这不是上级下达的任务，也不是老师布置的作业。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衡量我们这一代人的价值，要看我们在前任的基础上回答了多少时代的课题，做了哪些新的贡献？今年，我们党成立已经90年了，我们的先辈在重庆创立共产主义组织已经91年了，此时此刻，作为一个思想理论工作者，尤其是担任重庆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职务，主动提出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并尽其所能地回答和破解这一历史课题是我的责任，就应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给历史一个负责任的交待。如果对此漠然视之，无所作为，在91年后的今天，我们对革命先烈创造的辉煌历史仍然没有一个说法，就是失职，就会愧对先辈，愧对历史。” 《重庆报告》早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就从苏联回到中国，一直保存在中央档案馆。那时，许多当事人都还健在。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档案没有公开，也就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周勇称之为历史性的遗憾。为了不再延续这个历史的遗憾，他努力把学者个人的研究提升为组织的行为，把对《重庆报告》的研究，列为重庆市社科规划重大项目，和中央有关部门，以及北京、四川的党史部门联合起来，集中了全国最优秀、最强大的研究团队，共同攻关，大大地推进了此项研究的进展。他为此还去到俄罗斯档案馆考核，费尽周折寻访更多的珍贵的历史资料。 他提出，据中央档案馆公布的档案显示：1920年3月12日，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在重庆创建。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是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提供了时间新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地处中国内陆，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兴起提供了空间新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由自发产生，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兴起提供了创建新证，从而形成了有别于由北而南，集中于东部沿海的传统区域性类型的，地处内陆自发创立的又一个区域性类型，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提供了新的证据，从而丰富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随着时间的推移，年轻的一代对历史事件的了解渐渐淡漠，所以在阐述此项研究成果重大意义的同时，周勇不忘强调它更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出现了一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就是通过所谓重新评价历史来歪曲近现代中国革命历史，如果对各种污蔑之词不做旗帜鲜明的回答，就不可避免地使他们对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党的领导的不可代替性产生疑惑。这就需要我们组织力量，有计划地开展对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