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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求学教育发展消费论析宋代教育繁荣发展，从京师的太学、国子监，到地方的府学、州学、县学，再到民间的书院、私塾、村学和冬学，逐步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完备的教育体系，比如临安内外“有文武两学、宗学、京学、县学之外，其余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①形成了一个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三位一体、形式多样的教育系统。求学接受教育作为个人发展的重要途径，在宋代深入人心，受教育的人群也普及至士、农、工、商各个阶层。伴随着接受教育，将会产生求学发展的相关费用，下文主要从宋代的求学学费、参加科举考试相关费用及求学教育发展消费的特征三个方面作初步探讨。 一、宋代求学学费 宋代有私立学校、官立学校和书院三种教育机构，因书院的经费多是从捐助中来，一般并不收学费，甚至有的书院发给学生一定的生活费，如绍熙五年（1194）朱熹兴学岳麓时，学生来院听讲，给以膏火，②优以安居。因此，本文重点论析前两种教育形式的学费情况。 （一）私学学费 宋代私学的设置相当普遍，如南剑州“家乐教子，五步一塾，十步一庠，朝诵暮弦，洋洋盈耳”。③邵武军“所至村落，皆聚徒教授”。④兴化军莆田县的乡校私塾分布密度更大，甚至有“十室九书堂” ⑤之说。私学之盛由此可见。 私塾和家塾是宋代很流行的教学方式。前一种是塾师在自己家里设学授徒，这类学生往往从十几人到几十人不等，也有少数上百人的。 苗春德：《宋代教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77-78页。后一种是有钱人家聘师设塾于家内教育子弟。两种方式都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宋人重视教育，即使是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也坚持每天挤出一点钱，用于孩子的教育。如淮南人贾易，“七岁而孤，母彭，以纺织自给，日与易十钱，使从学。易不忍使一钱，每浃旬，辄复归之。” 脱脱：《宋史》卷355《贾易传》，中华书局，1985年，第11173页。“又有负担之夫，微乎微者也，日求升合之粟，以活妻儿，尚日那一二钱，令厥子入学，谓之学课。亦欲奖励厥子读书识字，有所进益。”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1985年，第3646页。 私学的束修钱虽无明确的史料记载，但从从事私学教育的塾师的收入情况和生活状况可以看出私学的学费一般并不高，而且多以粮米等实物形式支付，并有一定的随意性。如古田人李友直，“以诗书礼乐教授乡里，无贫富贵贱，随贤愚启迪之。家贫不堪，处之恬然。” 章竟可，林咸吉：《古田县志》卷7《孝义》，《中国方志丛书》，成文出版社，1967年，第172页。叶梦得在《避暑录话》有更形象的记载，他回忆了幼时的师塾老师乐君先生贫而乐道的生活： 乐君，达州人，生巴峡间，不甚与中州人士相接。状极质野而博学纯至。先君少师特重爱之，故遣吾听读。今吾尚能略记《六经》，皆乐君口授也。家贫甚，不自经理，有一妻、二儿、一跛婢。聚徒城西，草庐三间，以其二处诸生，而妻子居其一。乐君坦率多嬉笑，未尝见其怒。一日过午未饭，妻使婢告米竭。乐君曰：“稍忍，会当有饷者。”妻不胜忿，忽自屏间跃出，取案上简击其首。乐君袒而走，仆于舍下。群儿环笑，掖起之。已而，先君适送米三斗，乐君徐告其妻曰：“果不欺汝。饥甚，幸速炊。”俯仰如昨日，几五十年矣。每旦起，分授群儿经，口诵数百过不倦。少间，必曳履慢声抑扬，吟讽不绝。蹑其后听之，则延笃之书也。 叶梦得：《避暑录话》卷4，《宋元笔记小说大观》（3），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第2660页。 从这段描述中，一方面可以看出塾师的敬业精神，另一方面也可见从事私学教育的塾师生活上的窘迫，甚至有断粮的时候。再如开封的李秀才虽然“聚闾巷小童为学”，但很穷困，其妻子得了重病“甚危，居贫不能得医”。 刘斧：《青琐高议》前集卷7《孙氏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70页。 综观史料，尽管从事私学教育这一行业收入并不高，但基本能自给，因此有很多士人将它作为谋生手段。如著名学者李觏“举茂才异等不中，亲老，以教授自资，学者常数百人。” 脱脱：《宋史》卷432《李觏传》，第12839页。临江士人王某，“家苦贫，入城僦馆，月得束修二千。”⑩ 洪迈：《夷坚志》，中华书局，2006年，第503、1628、1029页。北宋中后期，冯贯道在京师开封相国寺附近“以训童子为业……月得钱不过数千”。 邹浩：《道乡集》卷40《冯贯道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南城士人童蒙，“居城北郭外曰塔步，贫甚，聚小儿学以自给。”⑩种放“与母俱隐终南豹林谷之东明峰，结草为庐，仅庇风雨。以讲习为业，从学者众，得束修以养母”。 脱脱：《宋史》卷457《种放传》，第13422页。 比起师塾老师，家塾老师的待遇相对会好一些，这源于宋人普遍认识到择师教子，“实非细事”，只要经济上允许，在行动上“隆礼厚币，延好师席”。 李之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