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校及行政关系百年回眸.docVIP

我国高校及行政关系百年回眸摘要：我国高校降19世纪末成立的百年来，与行政的关系大体上经历了合二为一期、行政无暇期、行政干涉期、行政强化期四个时期。笔者从对这百年的关系研究发现，为了使高校与行政之间的关系趋于和谐状态，必须坚持学术自由的理念和去行政化的管理，实行教育家办学和教授治校这两种民主管理方式。 关键词：高校；行政权力；行政化；自主权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568（2012）11-0005-03 从1989年京师大学堂的建立到现在，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经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行政权力与高校的自主权经历了分分合合的不同阶段。在京师大学堂成立之初，主要是由清末政府管理指挥着高校的发展。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对北京大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北京大学的管理者和领导者却真正变成教授了，从此，高校的自主权从政府的行政管理中剥离出来，为高校的自主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环境。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高校又开始慢慢地转化为由政府掌握控制权。尤其是在1952年的时候，为满足当时计划经济发展的需要，高校进行的大规模的调整，从此，我国高校便丧失了自主管理的权利。到今天，甚至出现了行政管理严重泛化的现象。因此，温家宝总理在2009年提出要教育家办学，大学要去“行政化”。 当前，我国高校的行政泛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高等学校要“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行政化主要是指把大学当成行政机构来管理，把学术事务当行政事务来管理，表现为政府对大学的管理和大学内部管理两个层面的行政化。”[1] 应该指出，行政化不是今天的高校特有的，只是在不同阶段行政化的程度不同而已。 一、高校与行政合二为一时期 伴随着清末“新政”改革而成立的京师大学堂是我国的第一所正规的大学。京师大学堂旨在成为全国的最高学府，也是国家的教育行政机关。《京师大学堂章程》的《总则》规定“京师大学堂主持教育宜合通国之精神脉络而统筹之现奉谕旨一切条规即以颁行各省将来全国学校事宜请由京师大学堂将应调查各项拟定格式簿分门罗列颁发各处学堂于每岁散学后将该学堂各项情形照格填注通报京师大学堂俟汇齐后每年编订成书恭呈御?”，掌管着全国各省辖区的学堂。即此时的高校与行政是合二为一的，高校就等同于教育行政机关。 即使在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设立学部（专门的教育行政机构）管理全国的教育后，由于当时的政治体制等原因，也没有改变京师大学堂的功能和作用，它自国子监、科举制度取消后，更是起着指挥棒的作用，统辖着各省的学堂。对它自身来说，京师大学堂仍旧是一个官僚化气息严重的高等教育机构。大部分人来京师大学堂，就是把它当成科举考试替代品，来这里就是为了走仕途的捷径，就是为了当官。这里的学生都是“小老爷”，教师对学生都得点头哈腰、毕恭毕敬的。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于1912年1月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这一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但是，当时京师大学堂是只改其名不改其实。正如董宝良先生说的，“京师大学堂虽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名称改为北京大学，加之严复任校长，有所整顿和改进，但因受清朝科举制度的影响过深，学生为求取功名的恶习难改”。[2]所以，来这里的人基本上都是官僚子弟，他们不是为了学术而来。而且，学校的权力仅仅掌握在以校长为中心的少数人手中。正如蔡元培后来所说：“我初到北京大学，就知道以前的办法是一切校务都由校长与学监主任、庶务主任少数人总理。并学长也没有与闻的。”资产阶级临时共和国成立后，与这种民主政治相适应的文化教育改革也体现为民主，官僚成风的北京大学不再能满足当时的政治体制的需要了，是亟须改革的。 二、行政对高校无暇顾及时期 20世纪初到新中国成立这段时期，由于是一个军阀混战、战乱纷争的时期，民国政府对大学的管理虽然颁布一些条令，但是他们无暇顾及。这给大学的自由发展带了机会，让我国旧时的高校得到了迅猛发展，培养了一批大师级的人物。 如北京大学经过严复、蔡元培等几任校长的改革，其官气味十足的办学状况得到改良和发展。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主持制定了一系列的文化教育改革新措施。早在1912年，蔡元培主持起草的《大学令》中，就规定大学要建立评议会，各科设立教授会组织，并对它们的权限作了明确的规定：“大学设评议会，以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互选若干人为会员，大学校长可以随时齐集评议会，自以为议长。”“大学各科设教授会，以教授为会员，学长可随时召集教授会，自为议长。”[3]191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开始对北大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行政管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