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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一流大学建设路径转型摘 要： 建设一流大学是一个观念造就的“大叙事”，其叙事主线在于大学治理结构的转型，而当前一流大学的建设有形成伪形叙事的倾向。本文在作上述厘清后，尝试从分散实践的小叙事角度，探讨建设研究型学院在建设一流研究型大学过程中所具有的路径摹本意义。 关键词： 一流大学 叙事 治理结构转型 研究型学院 一、伪形叙事——一流大学建设的价值取向缺失 建设一流大学这基本上可以说是当下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叙事共识。 何为一流大学？简而言之，是“由一群世界一流的教授吸引了一大批世界一流的学生，在世界一流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条件下，培养这世界一流的人才并从事着世界一流的科学研究的大学”。［1］ 在此，一流大学的所指与能指，作为一个硬币的两面的意义和功能应该为我们所认可。然而事物的符号象征意义（所指）不是由这个事物天生的素质决定的，而必定是被国家体制、时代状况和具体的文化语境等因素所共同赋予（能指）。当今一流大学的存在及其为我们所能直观的治理功能模式，主要是多个世纪不断积累的西方的社会、文化习惯的产物，是一种逐渐形成的知识生活下的学术程序；是一种地域性的学术生活的经验。因而，一流大学所指与能指的文化学意义上的原形意涵，切入不同的社会语境下，发生伪形的概率就不低。其关键就在于作为异域的后来者，建设一流大学在观念的引领上，如欠缺一个良性治理所需的价值取向上的合理性把握，建设一流大学就成为一种新叙事或重新叙事，而将一流大学的意义承载变成了对西方社会的想象，将建设一流大学作为表征某种存在的心理诉求。在当下新叙事的主线就是大学治理结构的转型。 就治理来讲，是指一系列的价值、政策和制度，通过这些，一个社会可以来管理它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进程。这意味着治理应从全面的、整体的角度把握。即治理既是开发社会资源过程中实施管理的方式，同时又是制定和实施决策的过程；治理还被界定为限制和激励个人和组织的规则、制度和实践的框架。因此，从上述对治理的理解来看，西方一流大学治理功能模式的原理乃是蕴藏于、隐含于、内在于一个社会共同体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信息、制度规范和学术实践之中的。而其中学术道德作为学术文化的核心力量，恰恰在于能降低学术制度的运行成本。即效率的追求立足于“正义”之基上，尽管“正义”也是相对的观念。由此西方一流大学的形成和演化就构成了一种原形叙事。 与此相观照，当下建设一流大学如其叙事合法性的取得，在于通过一种意识形态（强国）确立一种理念（建设一流大学），从而论证凡是符合这种理念就是合法的话，其间隐含的风险就是合法性替代真理性。如果理论的作用是为实践提供合法性的依据，合法性不是靠真理性（或正义性）来保证，而是靠强权来支撑；叙事的呼声愈高，叙事者就争得越多的话语权。这一点已为大学治理结构转型中的行政主导化所印证。建设一流大学应警惕徒具制度规范性框架的治理转型伪形叙事倾向。 二、要素调控——治理结构转型的主要误区 当下一流大学的建设除了上述的通过信而非思来跳过关键性一步的迷思外；另一种观念是基于复杂事物一经分解定会变得简单这样一种默许的信念（世界观或自然观）。即当前建设一流大学在治理结构转型上的主要举措就是要素调控，其理解是建立在通常系统的“元素法”的基础上，它总是先将现象分解为要素，然后研究要素的性质及要素间的相互作用，从而获得要素间的基本法则，最后再根据要素间的基本法则理解现象的本质。［2］ 以此观察，最具普遍性的高校教师人事制度改革基本上是管理层在追求建设国际一流大学目标框架下，针对提升学术竞争力的制度设计，其基础和出发点就在于设计者从最薄弱处突破的系统观。不仅大学转型中存在这样的认识，就大学的管理，以大学行政楼为统率的要素控制观，同样也被认为是不容置疑的。 而如果我们认可大学治理包括一系列的价值、政策和制度，则我们首先要认识到大学中诸如人才培养与因材施教、知识创新与学术自由、学术评价与学术逻辑等成正比或正性相关的内在联系；尽管这些“确定关系”同样在很大程度上也只能意会，但其作为普遍性的内在规则存在于大学的治理结构中，并适用于大学知识生产的所有单元或子系统。其次，在大学系统内耦合的大量单元或子系统，不仅在专业、学科的学理上具有多样性；而且知识的形式上既存在厚积薄发的常态，又有醍醐灌顶式的体味、灵光乍现式的顿悟。这就赋予大学的治理既要把握系统中的确定性与普适性的规定，又能于知识过程的多样性中包容随机性。 大学系统内知识过程确定性与普适性的规定是其治理的结构要求，而知识过程的多样性、随机性又是其治理的结构形式需要。前者体现大学系统中治理的稳定性和基础性，后者体现大学系统中结构形式的不规则性、复杂性。现实中的大学治理如以大学层面的要素管理调控为主导，事实上将人为地扭曲了大学作为复杂系统的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