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春龙-从记者到公益行动者.docVIP

孙春龙:从记者到公益行动者3月28日，西安小雨。 这天下午，一场名为《重返缅甸战场：救赎与反思》的公益演讲，在陕西省图书馆报告厅举行。深圳龙越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孙春龙现场讲述自己历时近5年迎接散落在缅甸的中国远征军老兵回国寻亲的故事。低沉的声音在报告厅上空回响，没有得意，没有自豪，更多的是愧疚与焦虑。 “我们真的不能再等了，再过三五年，等这些所剩无几且已步入耄耋之年的老兵，一个个带着遗憾和失望入土之后，我们的忏悔、我们的救赎，还能有何处可以安放？”他说。 孙春龙曾是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总编辑助理，去年，他辞职创立龙越慈善基金会，专注于“老兵回家”公益活动。 从做新闻到做公益，他的转身，自然而彻底。 采访冲动 孙春龙自己也没有想到，一次偶然的采访经历，几乎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那是2005年6月中旬的一天，国际禁毒日前夕，孙春龙在缅甸北部采访当地的一支民族地方武装宣布禁种罂粟的事件。在宾馆的院子里，他遇到一位流落在当地的中国国民党老兵。 在聊天中，他随口说了一句：“你们也抗日吗？”没想到，这句话却激怒了老人：“我们不抗日？那么你说，在国殇墓园里，我们那么多兄弟是怎么死的？” 老人劈头盖脸的一番质问，让孙春龙一时无所适从，他努力回忆接受过的历史教育，却找不到一点关于国殇墓园的记忆，能够回应眼前这位老人。 碰巧，他供职的杂志社当时发表了一篇题为《正面描写蒋介石政府抗战书籍上市》的文章，谈的是一本名叫《国殇》的书籍。该书作者张洪涛谈到写作此书的原因时说：“国人，尤其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对国民党抗战的史实知之不多。”那一年，孙春龙正好30岁。 怀着一种内疚和惭愧的心情，孙春龙慢慢走进了这段被湮没已久的历史。他在网上查看国殇墓园的资料，突然有一种冲动，“我一定要去看看这个地方。” 但他真正抵达国殇墓园，已是2008年1月7日清晨。 当他顺着松柏掩映的石板路拾级而上，绕过忠烈祠，抵达墓地的时候，那种久违的震撼和激动排山倒海般袭来。 整个山坡上，竖满了密密麻麻的墓碑，清澈的阳光透过高耸的松树，落在小小的墓碑之上。青苔遍布的墓碑按建制整齐地排列着，碑文简单到只有军衔和姓名。 “是何等惨烈的战争，让这么多的生灵不在？是什么样的纠结，阻断了我们对这段历史的传承？”孙春龙陷入沉思。 他当时就下定决心：“我要去缅甸采访。” 寻找老兵 “我要让他们像英雄一样地回家。”孙春龙从他采访第一个流落在异乡的老兵起，这样的念头就在心里油然而生。 2008年4月初，孙春龙以媒体记者身份，沿腾密公路进入缅甸。这条路就是二战时期的史迪威公路。一路寻访，他渐渐对中国远征军有了一些了解，并在金三角地区结识了一些流落在这里的老兵。 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寄人篱下的异域生活，英雄们的命运，就如同“狂风中的一粒尘埃”。孙春龙在采访中了解到：大部分老兵从1942年远征缅甸，近70年都再也没有回过家，而且几乎所有的老兵，都和家人彻底失去了联系。 作为一名资深调查记者，孙春龙先后就职于《新西部》、《瞭望东方周刊》等媒体，在12年职业生涯中接触过很多弱势群体，从出租车司机，到留守知青，再到煤矿工人。“在穷尽了一个记者的职责之后，仍然没有让真相大白，我只好继续履行一个人应有的良知。” 2008年，孙春龙在博客中发布了一封公开的举报信，揭露山西娄烦安全事故存在的瞒报现象。最终娄烦事故因为得到温家宝总理的重视而真相大白。 处于事件漩涡中时，孙春龙曾受到莫大的压力。那段时间，网友的短信给他带来很大的力量，其中有两条留言对他触动很大。“一条短信说从心底里敬佩我，署名是山西一假记者。另一条短信署名是基层一安监人员，说自己以后要认真工作，再也不能漠视生命了。”孙春龙说，“最起码说明因为我的举动，他们内心开始反省，开始自责。” 经历娄烦矿难事件后，孙春龙最深的感受就是它唤醒了更多的良知。“每个人都有良知，只是我们在更多时候保持了沉默。” 正因如此，当他遇到这些流落在缅甸的远征军老兵时，他无法做到转身离开。 看着这些历经沧桑的老人们，这些被战争带着远走他乡的老人，在异域如此凄凉地生活着，孙春龙的身上激起一股热血。“作为一名记者，对这段历史的救赎不应该止于探索真相和细节的报道，更应该积极参与到具体的事件之中。” 在没有任何思索和筹划的情况下，他决定帮助这些耄耋之年的老兵实现回家的心愿。 回家之路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要让这些贴着国民党士兵标签的高龄老兵，穿越两个国家、迈过历史的纠葛和政治的羁绊，谈何容易？ 正当孙春龙准备帮助老兵李锡全回家时，汶川地震发生了，他立即赶赴灾区采访。 他清楚地记得有一天傍晚，他正在安置灾民的绵阳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