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偷税犯罪立法补正探究.docVIP

对我国偷税犯罪立法补正探究由于采用复合的数额犯，二维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可能造成比例与数额在犯罪定功能上相互制约，导致了其合理性的丧失。但是，应该看到，如果单纯采用“数额”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纳税主体经营规模的差异性，简单地取消比例标准同样会造成实质上的不公。因此，因此，在整个刑法规范中只有偷税犯罪惟一采取了“数额+比例”的复合模式。尽管对这种模式的讨论甚嚣尘上，甚至在草案起草、修改和审议过程中，也有意见提出：草案规定偷税犯罪定罪量刑的标准，即要达到一定数额，又要达到一定的比例，没有必要规定两个条件都要达到，建议规定只要达到一定数额或者一定比例的，就可以构成犯罪。 一、明确偷税犯罪入罪标准的法律层次 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并听取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税务总局等有关部门的意见，考虑到纳税人不履行纳税义务的情况比较复杂，不同的纳税企业，其规模、应纳税数额等情况差别很大，还是以偷税数额和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比例作为定罪标准比较恰当。 多年来司法实践中也一直是这样做的，因此建议不修改为宜，常委会最终采纳了这个意见，并且进行了适当的修改，弥补了量刑的法律真空区。针对这些年的司法实践经验，为了在实际操作中更加准确的运用这一标准，使法律得到更好的践行，通过合理的司法解释，使法律在执行中的漏洞得以填补，增强偷税犯罪的入罪标准的可执行性和统一性，应当进一步明确偷税犯罪入罪标准的法律层次关系：即在“数额”基本标准的基础上辅以“比例”标准，这一层次关系不但可以体现税收平等原则，并将这一原则内化为刑法上的平等，而且比例标准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大小。 偷税犯罪是经济犯罪，通常是通过对其犯罪结果的量化来衡量其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因此，偷税数额是衡量和判断偷税行为社会危害性的最重要标准之一。笔者认为，对偷税罪的入罪认定，其基本标准仍是“数额”，达到“数额较大”的才可能考虑基本犯罪构成，达到“数额巨大”的才可能考虑加重犯罪构成；而“比例”则可以成为入罪与加重量刑的“辅助标准”，“比例”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纳税人税收犯罪的主观恶性。因此，满足“数额较大”的基本标准，同时达到“比例”辅助标准（10%）就是成罪的第一道门槛，但是要注意地是，“比例标准”只是用于确定是否构成犯罪（成罪功能）和选择法定刑的适用档次（量刑功能），它不对偷税犯罪的构成行为具有法律评价意义，这是“数额加比例”的二维标准得以正确运用的前提和重点所在。“比例”规定作为入罪标准的辅助条件，发挥着“阀门”机制，具有入罪与加重量刑的调节功用。当然，数额标准的确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不同历史时期需要进行适时的调整。 二、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 为了实现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顺畅衔接，笔者建议尽快构建坚实的法律基础、组织领导体系框架、共享的信息平台、完善的过程监督、制度化的协作运行机制。一是加强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工作的衔接。税务违法案件要经过税务机关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院提起诉讼、法院判决等诸多部门和环节，每个部门、每个环节都有相应的工作程序和要求。为提高工作效率，加大打击偷税罪的力度，建议加大各部门对涉税犯罪的重视程度，出台具有可操作性的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和要求，加强部门间的工作衔接，使涉税犯罪案件查处工作更加规范、科学。 对未按规定办理或不作为的行为，要依法追究有关部门及人员的相应责任。加强“两法”衔接的监督管理。在法律或制度机制上明确一个部门负责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实施的监督管理，对案件查处实行全程监督，避免监督不到位的问题，保证“两法”衔接制度化、规范化运转。建立畅通的信息交流机制。信息是建立沟通的媒介和“润滑剂”，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的各种程序机制要真正得以良性地运转起来，必须畅通相互之间的信息交流。一方面，在涉税案件查处过程中，税务稽查部门应当将相关执法情况及时向公安、检察和相关行政执法部门通报。另一方面，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也要与各税务稽查部门建立充分的情况信息通报制度，即公安机关要定期向税务稽查部门通报移送案件的受理、立案、查处情况；检察机关要定期向税务稽查部门通报立案监督、批捕、起诉有关行政犯罪案件方面的情况等。 三、健全联席会议机制 税务稽查部门、公安机关与人民检察院定期召开联席会议，针对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过程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进行研讨和交流，对于加强相互之间的工作联系与协调配合，切实解决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存在的突出问题，使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有效衔接，促进执法资源的合理利用，提高工作效率，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对重大复杂的案件，要召集各成员单位一起参加讨论，并成立专案组，共同开展调查。在调查取证和案件定性方面，必要时可征求法院、检察机关的意见，避免因证据不足或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