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中科学精神必须及时俱进.docVIP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中科学精神必须及时俱进关于“把科学精神注入我们的文化”这个话题，我的看法是要分时间分阶段来考察我们的文化。 我国是五千年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那时候世界文明四分天下的话，中国有其一。到了两三千年前，是古代中华文明和新兴的古希腊罗马文明，在世界的东方和西方交相辉映。那时的世界文明两分天下，中国有其一。到了一千多年前，欧洲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而这一千年，中华封建文明在大踏步前进，中国的科技文明也取得了光辉成就，居于世界前列。 因此，中华文明从五千年前的世界四分天下有其一，到两千年前占世界半壁江山，到一千多年前在世界上一枝独秀，在近三五百年前仍是独领风骚，可以说是一直居于世界前列。中华文明有其自身的特色和优势，中华科技文明也孕育了传统的科学精神。 孙中山在1924年为中山大学亲笔书写了十字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这十个字源自孔子之孙孔伋（子思）的《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问、思、辨、行，这完全符合认识过程和研究科学的方法，即获取信息，提出问题，逻辑推理，检验结果，躬身实践。 作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的《大学》，有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本来是古代知识分子中家喻户晓的话，可惜后人多引后半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忽略了前半段“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前半段指知识来源于实践，而又指导实践，“格物致知”为知之始，“诚意正心”为行之始，是为本。后半段是知行观的外推于家国和社会，是为末。 在《大学》“经”之“传”中，引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引《康诰》曰：“做新民。”引《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真是充满了创新精神! 《论语》称：“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这就是说，孔子在讨论问题时不主观，不武断，不固执，不惟我独尊。“当仁不让于师”，即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种科学精神是十分可贵的。 我是学数学出身的。刘宋天文历法算学家祖冲之“不虚推古人”，“亲量圭尺，躬察仪漏，目尽毫厘，心穷筹策”，在同皇帝宠臣戴法兴的廷辩中，有两句名言：“愿闻显据，以窍理实”；“浮词虚贬，窃非所惧”，体现了大无畏的科学精神。他利用极限方法计算圆内接正多边形的面积以逼近圆面积，得出了准确到小数点后7位的圆周率值π＝3.1415926……在世界上领先了1000年！ 同中国古代辉煌的科技成就相比，中世纪的欧洲真是乏善可陈。但是到了14～16世纪，欧洲出现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三大近代化运动，出现了思想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社会物质文明与日俱增，科学文化与时俱进，这才把在封建老路上蹒跚爬行的中华大帝国远远抛在了后面。 事实上，明清以降，中国仍然处于大一统的封建政治、经济、文化的社会状态中，比欧洲长了一倍时间的中国两千年的封建时代具有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具有相当的保守性和封闭性，狂妄自大，闭关锁国，拒绝接受西方近代科学精神，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也少有科学文化更少有科学思想的传承。因此，造成了中国近几百年的落后。 以中国科举制度为例，从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到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科举在中国封建时代存在了1300年不是没有道理的。隋唐的科举制度不仅设有明经、进士，也有明法、明算诸科，唐初算学博士王孝通编撰《算经十书》，作为国子监数学教材。只是到明清时代，封建社会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在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化诸多方面都具有封闭性、保守性和排他性，明清的科举考试才堕落为八股取士，才使中国远远落后于西方。清末，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清王朝苟延残喘，士大夫抱残守缺，散布“西学东源”说。以数学为例，西方欧几里得几何学和近代代数学、三角学传入中国时有人竟说，这些不过是中国古代《九章算术》中方田、方程和勾股的翻版，没有新意，中国古代早已有之。明末清初，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帮助朝廷修改历法，在新修《时宪历》下注明“依西洋算法”，就被保守派官员杨光先以“欲窃取我大清正朔国祚”而把他诬告到刑部，打入死牢，后因孝庄皇太后干预才免除一死，但钦天监同汤若望一起修历的中国天文学家李少白等七人成了刀下之鬼，为了求得中国科学的进步，同革命志士为了求得社会的进步，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英勇牺牲一样，中国科学家也是为科学真理而献身的。这同中世纪欧洲宗教裁判所迫害伽利略、烧死布鲁诺，有异曲同工之妙。欧洲的文艺复兴，是一个思想解放运动。新兴资产阶级以人权、平等、民主、自由向封建势力进行抗争，科学讲求实事实证、实事求是、总结规律、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