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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集约利用影响因素协整研究摘要 耕地利用的集约度实质上是农户在其所面临的各种经济和制度环境约束条件下，所采取的不同耕种行为的直接结果和体现。本文试借助分析影响农户耕种行为的相关因素来探讨其对耕地集约利用的影响。利用Eviews 6.0统计软件，综合应用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以湖北省为例，剖析耕地集约利用与其影响因素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波动效应。研究表明：在长期，户均农业劳动力人数、农业比较收入和耕地的产权保障对耕地利用的集约度存在正向影响，其增加1个百分点，将导致耕地利用的集约度分别提高0.166、0.430和0.035个百分点；农民家庭人均农业生产支出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对耕地利用的集约度存在负向影响，其增加1个百分点，将导致耕地利用的集约度分别下降0.004和0.008个百分点。而在短期，各影响因素对耕地利用集约度的作用方向相同而作用力大小不同。户均农业劳动力人数和农业比较收入对耕地集约利用的作用程度在短期与在长期是相似的；但耕地的产权保障和农业生产成本的变化对耕地集约利用的影响却更多体现在长期。因此，立足于稳定产权和降低农业生产成本的农业政策导向更有利于在长期保护耕地，提高耕地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效率。 关键词 耕地集约利用；影响因素；协整分析；农户视角；湖北省 中图分类号 F3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11-0067-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11.012 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长期以来，我国有限的耕地资源承受着巨大的粮食生产压力［1］。同时，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非农经济建设对耕地资源的占用呈逐年递增趋势。据国土资源部门统计，1978-1989年，我国年均建设占用耕地15.8万hm 2；1990-1999年，年均建设占用耕地16.8万hm 2；2000-2008年，年均建设占用耕地21.1万hm 2。而生态退耕、农业结构调整和灾害损毁，也使得耕地总量不断减少。与此同时，伴随着我国总人口的持续增加和消费饮食结构的改变，我国对农产品的需求总量将不断增大。有效增加单位耕地的粮食产出能力，提高耕地资源的集约利用水平已成为当前保障粮食安全、满足巨大粮食需求的唯一可行之路。当前，大量研究分析了耕地集约利用的内涵和特征；并从影响耕地集约利用的条件因素、现状、实现效益和生态环境等方面，利用层次分析法、多因素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等对全国和区域不同尺度的耕地利用的集约度进行了客观评价；探讨了其空间分异规律；并提出了耕地资源集约利用的政策措施［2-7］。然而，从本质上说，耕地资源利用在微观尺度上是一种农户行为。作为理性个体，农户对生产投入的选择遵循于特定成本约束下的收入最大化原则。因此，耕地利用的集约度实质上是微观行为主体某种行为方式的结果。要改变或提高耕地利用的集约度更重要的是分析导致这种行为结果的背后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以此为出发点，本文将以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大省湖北省为例，利用1981-2008年近30年的耕地利用现状、耕地投入、耕地产出数据及相关社会经济数据，借助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基于农户视角，分析耕地集约利用与其影响因素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波动效应，以揭示耕地利用集约度变化的内在经济机理，并试图阐述由此生发的政策启示。这对于改善农户生产行为、调控我国耕地资源利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将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 变量选取、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1.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研究期选取1981-2008年，以耕地集约利用综合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在解释变量的选择上主要考虑影响农户耕种行为的因素，如农户家庭的农业劳动力禀赋状况、农户农业经营的收入、农户农业生产的成本以及农户农业生产的产权保障等方面。据此，本文分别选取户均农业劳动力人数、农业比较收入、农户人均农业生产支出、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和耕地的产权保障等指标作为解释变量。所有变量的基础数据来源于《湖北省统计年鉴》（1982-2009），《湖北省农村统计年鉴》（1982-2009）。 1.1.1 耕地集约利用综合指数（ILU） 耕地集约利用实质上是通过增加对单位面积耕地的其他要素投入、优化存量土地利用结构、改善土地管理制度等，来提高土地利用的产出效率和经济效益。而耕地利用是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环境相关要素以及农户行为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系统［8］。因此，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差异既表现为复种指数、土地垦殖率、户均耕地面积等耕地利用现状的不同；也体现在单位耕地面积化肥投入、农业机械投入、劳动力投入等耕地投入数量的不同；同时还表征了农户人均农业经营纯收入、单位面积耕地农业总产值、粮食单产等耕地产出数量的差异。 参照已有研究成果［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