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水为本位对土地史观的反思与新水域史的提出.docVIP

第70卷第1期2017年1月Vol．70．No．1Jan． 2017．122~128 DOI:10.14086/ki.wujhs.2017.01.017 以水为本位：对“土地史观”的反思与“新水域史”的提出 徐斌 近些年来，海洋史研究成为学界瞩目之热点，进而形成了以海洋为本位的“新海洋史”研究理路。“新海洋史”主张从海洋活动群体的角度观察思考问题，而不是站在陆地上看海洋，因而转变了以往的海洋历史只是陆地历史在海洋空间的延伸这一研究指向。可以说，“新海洋史”的提出，其意义不仅限于研究视阈的转换，更是在方法及认识的框架中革新了传统的海洋史研究。 不过，由于“新海洋史”针对的是以陆地为本位，并依此构建起世界历史学科框架的“陆地史观”，这一对话面的设立，使得“新海洋史”不可避免地将“陆地”视为一个整体，无形中忽略了陆地本身拥有复杂多变的自然地貌。平原、山川等多样的自然地貌孕育出纷繁复杂、性格迥异的社会文化形态，如长江流域等广大南方地区河湖密布，在这些水面上生活着从事捕捞的渔民、承担运输的船户等人群，甚至还有靠抢掠来往商船为生的江湖盗等边缘群体，因其迥异于岸上居民的日常生计手段，水上活动人群有着自己的人际交往模式、社会网络、群体组织形式、权力关系等，从而呈现出一种区别于土地上的社会形态。在以土地为依托、以种植农业为根本的传统农耕文明中，人们同样习惯于从土地的角度观察这些水域。因此，“新海洋史”针对的所谓“陆地史观”实质上是指“土地史观”。进而言之，为体现“新海洋史”之初衷，更好的做法似乎是进一步扩展其内涵与外延，针对以往“土地”本位的研究传统，形成一种以水为本位，涵盖河湖水域与海洋的“新水域史”研究范式。本文将从内陆淡水水域的角度，浅述笔者对于“新水域史”的认识，以期对这一研究领域的深化有所助益。 一、 “土地史观”下的水域史 传统海洋史的研究只是“海洋周边陆地史”，这一认识在“新海洋史”的强调下已渐为人知，相较之下，处于类似境地的内陆地区水域史研究却甚少有人提及。在传统史学叙述中，“水”同样只是土地的附庸，内陆地区的水域以及水域上生活的人群通常是与土地或者生活于土地上的人群发生关联时才进入到人们的视野中，比方说有关水利的讨论一般是与土地耕作相结合。这种叙事方式不仅统治着现当代史学研究，而且频繁出现于史籍之中。 中国内陆地区的大型水域，以长江流域，尤其是中下游的湖泊群最为集中。学界对于长江中下游开发历程的研究由来已久，成果汗牛充栋，在这些研究中，所谓“开发”，相当程度上体现在对河湖水域的利用之上，其中，利用程度最高的方式就是围垦这些水域。传统的论断中，将水域围垦成田，以增加可耕土地的数量是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表现，诸如以圩田开发为背景的“苏湖熟，天下足”，以及以垸田开发为背景的“湖广熟，天下足”等讨论，均反映出这一倾向。以长江中游的垸田开发为例，学者们指出本地区围垦水面的活动在宋代已见端倪，明清两代，围垦湖地的活动则以兴修垸田的形式蓬勃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大量的湖泊渐次被垦为桑田。与之相关的对过度围垦水域的反思，则主要侧重于围垸的发展使江湖关系发生演变以至洪涝灾害频发，危及岸上居民生命安全，以及对农业生产造成破坏。 由于这些讨论本身是将垸田作为研究对象，从土地与农耕的立场上进行考察无可厚非，亦甚为重要，不过，如果认识到这些土地都是由水域演变而来的话，那么从“水”本身思考水域，进而去考察这些围垦而成的土地则会带来完全不同的观感，比如说进一步追问人们围垦水面的动因何在，更会明白在官方意志、利益选择、文化心理等因素的影响下传统时期人们对于土地有着强烈的诉求，使得研究者同样只是采用了“土地史观”的研究立场。 至于对河湖水域本身的研究，则仍难以摆脱“土地史观”的束缚，如依附于土地所有权研究的有关山泽私有化问题的讨论。学者们指出，秦汉至晋，山林川泽皆为封建国家所有，自晋室南渡后，大量北方士族举族南迁，由于原居此地的南方士族、豪强地主等自孙吴以来便已占据了大量的平原熟地，更由于南方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中，山林川泽所占的比例甚大，平地数量有限，所以，各种势力争夺土地的主要目标，便由传统的平原熟地转向山林川泽；为此，政府进行了限制，这种以限代禁的做法在历史上第一次对私家占有山泽给予了法律上的承认。对于这一说法，需要反思的是秦汉至晋的各代王朝对于山林川泽的占有是否落到了实处，更须审视的是，这种国家所有的观念是否为强加于世代衣食仰给于斯的原住居民身上之物，以及江南地区的水上活动人群、山民又是如何应对东晋南朝时期来自于北方士族对山泽的占有。简言之，就是需要补充从水上活动人群或是山民的角度去观察理解的维度，而非单向度地从王朝国家和土地的立场上思考问题。 研究者如是论述，主要原因则在于他们倚重于传统文献的记载。检视官方的各类文献，可以发现宋辽金之前甚少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