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论文试论新时代道德规范建设.doc

张岱年论文试论新时代道德规范建设 试论新时代的道德规范建设 在当前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宏伟事业中，有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就是提高人们的道德觉悟、努力建设新时代的新道德。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道德导源于殷周时代，到春秋战国时期，经过诸子百家的讨论和宣扬，逐渐成熟，到汉代而确立下来，其本质是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道德。这种道德，在历史上虽也有人提出过不同意见，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才受到比较深刻的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摧毁了封建道德的权威，提倡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道德。但是，事实上，旧道德破坏了，而新道德却未建立起来。1949年新中国成立，提倡共产主义道德，50年代初期，曾取得良好的效果，社会道德空前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新道德原则受到人们的赞扬和遵从。但是到50年代末期，极“左”思潮流行起来，关于道德的讨论受到一定的影响，到1966年而“文化大革命”开始，其后几年之间，社会道德受到空前的破坏；继而又出现了所谓 “信仰危机”，于是很多的人失去了精神寄托。近年有的同志提出新道德建设的问题，要求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我认为这确实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新时代的道德原则是比较明确的，这就是：为人民服务，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在基本的道德原则的指导之下，还应有一系列的具体的道德规范。适合社会主义原则的具体的道德规范应有哪些条目呢?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 建设新时代的道德规范体系，包含对于传统道德规范的批判继承问题。传统道德规范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春秋前期，一些贵族学者已经谈到一些道德规范，如仁、礼、惠、忠之类。孔子加以发展，提出以“仁”为最高规范的道德学说。将道德规范加以系统化的是孟子。孟子提出道德规范的两个系列，一是仁义礼智，一是孝悌忠信。仁义礼智是最高规范，孝悌忠信是初步的基本道德。《中庸》提出知、仁、勇“三达德”之说。《管子》书提出礼义廉耻四维之说，和儒家所讲有所不同。汉代董仲舒总结以住的伦理学说，提出“三纲五常”。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是仁义礼智信。宋代以后，仁义礼智被提升为最高道德原则，有人把孝悌忠信和礼义廉耻联合起来，称为八德，八德是宋元明清时代在社会上受到一般人民推崇的道德规范。明清时代的通俗小说提倡“忠孝节义”四德。此外，勤俭、刚直亦被称为美德。以上是中国自古以来传统道德规范的主要内容。 三纲的观念不见于先秦儒家的著作中，在《韩非子》中却有近似的言论，事实上是儒法伦理思想的一种综合。三纲否定臣对于君、子对于父、妻对于夫的独立人格，在历史上起了加强君主专制的反动作用。“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旧道德，矛头主要是对准三纲，这是十分必要的。汉儒把三纲五常联系在一起，近年来很多论者亦以纲常相提并论，斥之为封建纲常，事实上五常具有复杂的内容，还不可一笔抹煞。五常固然包含一定的阶级性，但也含有相对的普遍性，应该加以具体分析。 孔子所谓仁的主要含义是“爱人”，亦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孟子说：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仁的出发点是对于人的同情心。韩愈说：“博爱之谓仁”，这符合孔子所谓仁的意义。仁的观念可以称为古代的人道主义，承认人是人，和禽兽不同，应该把别人当作人看待。儒家讲仁，又强调贵贱上下的等级区别，其所谓仁具有一定的阶级性，但肯定贫贱的人也是人，反对虐政、残杀，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宋代理学家以仁为最高道德原则，程颢以为仁是“和万物为一体”，朱熹以为仁是“心之德而爱之理”，越讲越抽象，把仁玄虚化了，失去了孔子仁说的朴实意义。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义”是原则之意，未将义列为一项道德规范，孟子和《管子》则将义列为一项道德规范。现在看来，以义作为一项道德规范，未免太抽象，不如视之为一项原则。孔子说：“义以为上”，即凡事要符合一定原则。 《中庸》云：“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这充分表现了所谓仁、义、礼的阶级性。《中庸》又讲“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提倡繁文缛节之礼，遭到墨家和道家的批判。但是，人和人之间的交际还应有一定的规矩仪节，应相敬互让，所以在一定意义上“礼”还是必要的。 孟子所谓“智”是辨别是非善恶的道德觉悟。人应有一定的道德觉悟，这应是一项基本原则，而不属于规范之列。 五常之中，“信”最具有普遍意义，可以说是任何社会所必须遵守的基本规范。“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这话至今还是正确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和人之间更必须守信。 《管子》所谓“四维”，于“礼”“义”之外，强调了“廉”“耻”。“廉”是广大群众所拥护的道德，是人民群众对于执政者的要求。自汉至今，“廉洁奉公”受到人们的推崇、称赞，社会主义社会更应实行廉政。“耻”也是一项基本道德，“耻”表示人的自尊心。“行己有耻”，是对于任何人的基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