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语境下文化入侵及音乐教育创新.docVIP

全球化语境下文化入侵及音乐教育创新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发达国家掌控着游戏规则的制定，对于不发达国家拥有绝对的话语霸权。全球化已由一个经济上不断扩张的实践过程，推演为一个在文化层面上不同文化相互激荡的过程，而且是一个矛盾不断展开的过程。其间经济磨擦、政治冲突等矛盾的产生和发展，均与不同民族文化价值观念方面的差异密切相关。全球化所带来的结果不仅是一种秩序化了的世界经济市场及其活动方式，而且必然会产生一种内在于整个全球市场活动中的无法抗拒的文化强制性。面对这来势汹汹、不可遏止的西方文化入侵，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又能做些什么呢？ 抵御文化入侵的最大力量还应来自文化本身。事实上我们的文化有这个基础和实力，因为世界上很少有人否认中华文化悠久辉煌，也很少有人拒绝中国的器物文化和餐饮文化，现在“汉语热”也在逐渐兴起，可是中国文化为什么没有展示出应有的魅力？显然我们在沟通话语的选择上，还存在着严重问题。我们常常自以为是地把满壁浮雕、四大发明、先秦诸子、出土文物等中国文化的象征符号简单枯燥、刻板零散地展览出去，这用来炫耀祖先的功绩还可以，但要打动现代人的情感心灵恐怕很难。因此我们亟需找寻文化内核中最易拨动人类心弦的东西，为中华文化的输出架桥铺路。音乐是人类共通的语言。就像我们通过贝多芬、巴赫感受到德国文化一样，我们也可以借助音乐的力量，加强音乐创新，乘着音乐的翅膀向世人传达中国人的喜怒哀乐、审美情趣，把中国人的情感思维带入西方人的大脑和视阈，在中西文化的碰撞对话中削弱西方文化的霸权强势。 西方国家的文化入侵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 一是在文化交流中实施文化入侵。交流意味着是平等和双向的，而当今全球化的主动权实际上是由那些在经济上占据强势地位的发达国家所操纵的，而某些发达国家为了维护其经济和政治上永远的霸权，必然在文化方面全面灌输符合其政治要求的思想观念，以实现体现他们理想的全球一体化进程；二是通过文化产业输出实施文化入侵。近年来，西方国家通过对外文化教育交流、援助项目、或者利用技术上的优势，向落后国家大量输出自己的文化产品，使这些国家认同和接受他们的价值观念；三是借助传媒上的强大势力，进行文化入侵。当代西方国家在文化入侵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借助于传媒，利用广播、电视、广告、流行音乐、通俗文化等大众媒介和大众文化，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准则强加于其他国家和民族，推行文化帝国主义，实施文化入侵。 如何加强我们自己的音乐创新，以撩人情思、优美动听的旋律去俘虏西方人的耳朵？ 首先是音乐观念的更新。对于音乐本身的认识要跳出学院派高雅、流行派通俗的槽臼，挖掘民族音乐中最亮最美的旋律和唱腔，站在人类共通的情感精神层面去理解和表现、构思和创作音乐作品。从心底视中国文化为人类文化的一部分、中国音乐为世界音乐的一支流。就像理查德，都能让它们在乐器之王――钢琴的清越键音中曼妙地流淌。音乐创新，既不要抛弃我们的国粹，也不要渴望“京剧征服了世界!”既不盲目推崇蓝调、rap，也不必视之如同毒药。 其次是音乐教育内容的变革。近年来音乐教育发展势头很火，但没有从文化艺术交流的宏观层面去设计、增补学习内容，没有以国际坐标来筛选和重组中国音乐。对于演出策划、审美心理等关乎市场运作、对话效果的知识大多没有纳入学习体系，纯粹的音乐教育与商业化繁荣的娱乐业之间缺少链接。而要让音乐肩负起抵御全球化文化入侵的重任，音乐教育必须走出自己的象牙塔。 再就是发现培育桥梁式人物。音乐是文化交流的基础，是普通人对某种艺术的自然喜爱和寻常好感，既不会服从国家话语，也不是概念话语。常常是形象大于思维，感性大于概念，行为大于口号。因此从广泛层面讲，音乐艺术交流也必须选择真正具有国际说服力的感性形象。就像一个泰戈尔，让印度文化纳入西方主流文化；一个海明威，让欧洲文化接受了美国文化。中国的体育界有了姚明，中国的电影业有了巩俐、章子怡，那么郎朗、宋祖英等是否能成为音乐界的中国面孔，为中华文化的输出起到积极的纽带作用？对此，我们要期待，要发现，要守护。关键还要增加对外演出交流机会、提高音乐产品质量。目前，中国已与140多个国家达成政府文化协定，签订年度文化交流计划约700个，每年经文化部批准的中外文化交流项目达2000起左右，涵盖六十多个国家，3万人次。大型国际多边文化交流活动开展得逐见起色，为中国艺术家提供了走向世界的大舞台，为中华文化传播积累了宝贵经验。 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文化入侵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面对异域的文化入侵，我们不应该任其自然，更不能盲从和妄自菲薄。应该学习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学习外国的先进文化，抓住机遇，尽快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同时也要坚决抵制那些不健康的东西，正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同时还要提炼发掘我们自己的文化符号，比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