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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流动儿童教育起点公平流动儿童教育问题长期困扰着当前中国基础教育，城乡二元体制、户籍制度、义务教育财政制度等都是造成流动儿童就学难的重要原因，而借读费的存在加剧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1]。2009年，《现代教育科学》第6期刊登了广州大学教育学院叶咏硕士的《从“借读费”的取消看流动儿童义务教育起点公平》一文（以下简称《从》文）。《从》文将借读费作为困扰流动儿童教育公平的最重要因素，旗帜鲜明地指出借读费的取消能“促进教育公平的实现”，表明了“政府对实现教育公平，特别是流动儿童义务教育起点公平的信心和决心”[2]。这些观点体现了作者对教育公平这一重大现实问题的关注和对处于弱势群体地位的流动儿童的人文关怀。但作者在逻辑分析过程中陷入了一种“经济决定论”的思想，认为流动儿童教育的一切问题都可以交给经济政策去处理并得到有效解决。这种观点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认识，例如有人认为借读费的取消标志着“教育公平在义务教育阶段正逐步成为现实”[3]。笔者认为对这类观点应该有足够的重视，否则容易滋生一些盲目乐观的观念，并可能导致我们在流动儿童教育问题上过分重视经济落差而忽视了其他诸如文化、观念、阶层上的差别，无形中减少了对流动儿童其他层面教育需求的关注度。因此，对《从》文中的某些观点，笔者认为很有必要提出讨论，希望借此文与《从》文作者以及广大同行展开有益探讨。 一、什么是流动儿童的教育起点公平？ 公平问题涉及社会领域的方方面面。但到底教育起点公平对流动儿童意味着什么，《从》文并未进行必要的分析。笔者认为，如果不对流动儿童教育起点公平的内涵进行清晰的说明，在实践层面上就会失去考察的指标，因此，对这一概念进行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梳理很有必要。 从理论上看，众多研究者并未对“公平”下一个能够被普遍接受的界定。与公平相似的概念还包括公正、平等、正义等，有时甚至混淆使用。在西方，平等理论主要有三种，即“权利的平等”“机会的公平平等”“民主的平等”。自由主义者认为，“权利的平等”是一种以自由的市场经济为先决条件的平等，因而，机会总是向才能高的人倾斜。教育层面，由于社会、经济、阶级、文化条件的差异，教育权利的分配倾向于社会地位高、经济条件强、文化程度好的城市子女，处于弱势地位的儿童（以流动儿童为代表）的平等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鉴于此，罗尔斯提出了“机会的公平平等”，力图解决由社会和文化环境给人造成的不利影响，通过增加教育机会、实行再分配政策和其他社会改革措施，使教育资源不仅在应然层面上开放，而且在实然层面上开放，进而使弱势群体的儿童确实有平等的机会享受平等的教育资源。“民主的平等”在罗尔斯看来是一种最高级别的平等。他认为，社会差别是客观存在并且不可避免的，但社会在承认差别存在的同时，必须最优先地考虑最弱势群体的利益，如果一种社会安排能最大程度地有利于最弱势群体的利益，即使它出于某种原因不得不产生某种不平等，这样的安排也能被称为”民主的平等”，也是正义的。也就是说，教育资源不仅不应该对弱势群体儿童关闭，相反应该向其倾斜，以缩小弱势群体与城市子女之间的教育差距。 教育的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是由瑞典教育学家胡森提出的一种分类方式。将罗尔斯和胡森的观点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罗尔斯主要是在公平的层次或程度上进行探讨，而胡森则是在事件的先后顺序上进行分析。无论是起点公平、过程公平还是结果公平，都可以包含罗尔斯的平等的三个层次。对于教育的起点公平而言，只有所有儿童都享有平等的入学权利，并且具备平等的入学机会，同时处于弱势地位的适龄儿童还能得到相应照顾，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教育起点公平。 从上述理论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认识，即在实践层面，对于流动儿童而言，教育起点公平就应该是指：不会因经济、制度、文化等方面的排斥而使流动儿童平等的入学权利受到剥夺、平等的就学机会受到损害，要让流动儿童真正“进得来”，更要“融得入”，不只是走进了公办学校的课堂，更要走进公办学校的文化。这具体体现为：流动儿童能够享受同等进入公办学校的权利，不因生源、户籍等种种理由遭到拒绝；流动儿童能够享受同等质量的教学资源，教师、同伴群体不会对其有地域和文化歧视，而是给予必要的关心和支持，帮助他们顺利地融入学校文化。 二、取消借读费就能实现流动儿童的教育起点公平吗？ 目前关于流动儿童教育公平的研究多从户籍制度、财政拨款体制等方面进行探讨，从“借读费”角度切入的还比较鲜见。最初的研究始于2003年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管理系李钰的《我国流动儿童少年入学难成因探究：由公办学校“借读费”引发的思考》一文①，此后北京师范大学周序博士对借读费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②。《从》文中关于借读费的分析思路和结论与周序博士的系列研究几乎完全一致，但周序博士只是将借读费问题放在农民工的纳税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