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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泛称缺位及其配偶称谓缺位探究［摘要］女性社会泛称的缺位以及有社会地位女性配偶的称谓缺位在社会交际中比较常见，以往只是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加以阐释，本文从认知与文化相结合的角度入手，更全面地分析产生这些缺位的原因。 ［关键词］张爱玲 小说 苍凉 亲情 成因 ［中图分类号］I24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5－0080-02 ［DOI］CNKI:22-1010/C1552.002 时下，女性的社会称谓是存在缺位的，主要表现在与“先生”相对的缺位。我们知道，在“先生”的义项中有“对男性的泛称”，而关于女性没有这样一种泛称。有一些相关女性的词语只是对部分女性的称谓。比如“小姐”，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指称对象，这说明“小姐”只是对女性称谓的一部分，而不能像“先生”一样泛称男性。有人提出“女士”可以对应“先生”，但是“女士”在中国的称谓语中，大多用于背称而非面称，所以并不能和“先生”相提并论。 女性配偶的称谓缺位主要表现在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女性配偶的称谓缺位，比如“女老师、女师傅”，从她们学生、徒弟的角度出发对其配偶的称谓缺位尤为突出。 对于这两种缺位，既有社会文化的原因，同样也有女性自身的原因，更有人们认知的原因；女性配偶称谓语的缺位是由于社会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变化导致相应的范畴划分变化的原因的结论。 一、女性社会泛称缺位的原因探究 女性社会泛称的缺位主要表现在与男性社会泛称“先生”相对的称谓缺位上。在汉语称谓语中，找不到一个称谓语可以统称所有阶段的女性。深入分析其原因，得出如下： 首先是文化的原因，这个原因应当从中国的儒家文化说起。中国素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传统，而儒家文化也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千年的历史。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有过“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样的定论，人们心目中更有“女子胸无大志、难成大业”的传统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控制下，人们的既定思维中，女子就不能担当大任、做大事，最多只能作为男人的支撑品；女子也不能进入主要的领导行列，在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中，如果是女性，一定要在姓名的后面加标注，男性的话则不加任何标记。在这种思维的影响下，如果一个国家干部的名字后面没有任何标注，那这个人一定是男性。中国的传统思想对男女的要求也是双重的，男人可以有三妻四妾，而女人对丈夫则要从一而终，不然就要被说成“水性杨花”。在如此多不平等思想的牵绊下，对女性社会称谓的缺位大多很漠然，也有很多人认为不伤大雅，无所谓，并不会影响交际。但是改革的冲击波动摇了这种思想，所以人们会意识到这种缺位存在和进行补位的重要性。 其次是社会的原因。在旧社会，女性受不到教育，一直处于卑微的地位，要依附于男性才能存在，嫁人之后，要从夫姓。而且封建社会的女性一般不会抛头露面，只能“主内”。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实行“优生优育”“计划生育”，女性同男性一样受到平等的教育。女性的人格意识也渐渐觉醒，她们走出家庭，积极地参与社会工作，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这就需要语言做出相应的反映来表现这种变化，然而语言系统却未能迅速有效地做出反映，缺少像称呼男性那样的“先生”的一个统称来称呼女性，造成了女性社会称谓语的缺位。女性的社会称谓并不是没有，而是有着各自的使用范围和交际语境，本身就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能像“先生”一样可以统指各个阶段的男性。如“小姐”一词的本义是指年轻的女性，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小姐”产生了很多的外延意义。人们在下意识地去排斥外延意义的“小姐”时，这些外延意义的产生使“小姐”的使用就有了很多的限制，所以并不是所有的语境下都可以使用“小姐”。现在，在很多正式的场所会听到致辞中“女士”，但从汉语称谓的角度来说，“女士”只是一个背称，并不是面称。 第三是女性自身的原因，这个原因应当从自然选择说起。人类经过母系、父系两个阶段进入农耕时期以后，进行了重新的社会分工，男人由于生理构造的优越性而承担了主要的生产劳动，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取代了女性而占有绝对的优势；女性则由于生理条件的限制而不得不依赖男性而存在。尤其是有着农民占主导地位的中国，男性从事农事耕耘，而且要保护土地，防止他人入侵，所以男性的地位高于女性，而女性的价值主要在于生育。这样的现实让“男尊女卑”成了理所当然。女性由于自身存在的弱势，在现今激烈的社会竞争中为了求得生存而从事了些不光彩的职业；按着传统观念的解释，女性在社会中只能充当起“贤妻良母”的功能角色，语言作为文化传统的历史沉积、社会生活的直接反映，当然也就存留了大量反映社团内部“性别角色”认定的习惯说法。许多同女性相关的词语，不是用来表示一种社会次要角色，就是带有一种贬义的文化底蕴，难以摆脱遭受语义降格的命运。中西文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