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及文学-拯救还是伤害.docVIP

影视及文学:拯救还是伤害针对近年来文学作品改编影视作品取得成功后反过来带动文学作品大卖的现象,出版界有个调侃的说法:“影视”与“书”的关系,跟旧时大户人家的女儿出嫁有点像,小姐出嫁,还要有丫头陪嫁。如果“影视”命好,已经得到市场承认,那么“影视书”肯定沾光,销售也不会差到哪里,跟风加印再版一般都不会吃亏。这个说法有点太绝对,上来就把“书”比做了丫头,而且把相关的文学作品直接称作“影视书”,俨然就是附属品,是有失偏颇的,当然这也是因为出版业受市场经济牵动太大造成的。其实谁是“小姐”谁是“丫头”这个问题真的很难讲;而上述这个模式也可能倒过来:因为有个好的陪嫁丫头,导致小姐也大受欢迎。比如前些年改拍的《京华烟云,文学大师的手笔本来就有声誉,给电视剧打下了稳妥的基础,而电视剧的广泛热播,又迅速带来小说的加倍流行; 又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哈利,同时又有电影和新生代偶像的国际力量推动,一套几百元的书,家长们咬着牙给孩子买;至此,到底谁给谁陪嫁,谁搭谁的车,早已说不清。 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却有着相当矛盾的争议,这是很有意思的, 所以本刊特地采访了与之有关的“专业原创者”、“兼职改编者”和“纯粹批评家”――有时候,说不清,只是因为说话的人的身份不够清晰――于是我们得到了如下答案。 观点一:反对改编 电影是非常糟糕的东西,电影给我们造成了最浅薄的印象,很多名著被拍成了电影,使我们对这些名著的印象被电影留下来的印象所替代,而电影告诉我们的通常是一个最通俗、最平庸的故事。――王安忆 我认为,把一部长篇小说改编为电影,就好像把一片滚滚麦浪做成一盒饼干,饼干虽然好吃,但怎么可能有滚滚麦浪的风景和大地的姿态?――麦家 西方电影发展史上也曾经历小说与电影孰优孰劣的争议。在早期剧情片时代,作家认为电影不能像小说那样“充分表现思维状况的活动”,因而艺术价值不大。但60年代以来,由于阿伦,用“有无隐喻”来衡量小说与电影的本质差异已经不再适宜。可以说,西方电影和小说的艺术发展史并不构成同步关系,西方电影史上的经典电影和经典小说的关联也并不显著。但中国小说家和电影的关系就比较复杂:可以说当代小说成就了当代电影,当代电影也提高了当代小说家的知名度,王朔、莫言、苏童、刘恒、刘震云、北村等小说家的倍受大众关注均和其作品的电影改编和电影宣传有关。电影所带来的现实利益使得许多作家不仅投身于影视的编剧、策划等工作,更热衷于“视觉化写作”,极力在小说创作中表现适宜影视改编的元素,不同程度地放弃了小说家面对纸笔的独立身份,尤其是80年代后作家与影视的亲密结合,实际上对小说创作不无隐患。 在具体的电影改编(包括专门为某个导演写小说)实践中,电影的特殊要求和艺术之外的现实因素使得小说家很难在镜像艺术中实现小说的文学精神,再加上有些电影的改编效果并不理想,这些因素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小说家对电影的艺术期待,所以当代很多小说家,特别是有电影改编经历的知名作家,都明确表达自己的作家身份和电影之间的不妥协立场。曾经感叹“遇到张艺谋这样的导演我很幸运”的莫言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幽默地表示写小说时自己是一个皇帝,而改编剧本时是一个奴才。作家刘震云在经历过小说《手机》被改编成贺岁片的热闹之后,也曾表示由于电影自己的小说主题实际上被误读了,他说:“我对影视的介入,只是作品的介入,只是同意让我看得上的导演改编我的作品。到目前为止,我没给任何一个导演写过电影剧本,今后绝对也不会。我不会给电影打工,但我同意让电影给我打工。”而苏童对小说与电影关系的批评更为无情:“张艺谋对我而言只是一个匆匆过客,我俩就像做生意的一样,相互之间只有买卖关系,一手交本子,一手交钱,别无其他。” 对于炒的很热的冯小刚电影《天下无贼》,原作者赵本夫认为这部小说“很平常、在心中地位不高”,还拒绝担任这部影片的编剧。王安忆对镜像艺术的警惕性最强,除了旗帜鲜明的说“电影是非常糟糕的东西”,更是在自己小说的叙事中夹杂进大量的抽象性议论,充满必须由文字才能传达的细节,拖延故事节奏,故意制造阅读障碍,明显地表现出抵抗小说影像化的趋势。她宁肯改编话剧《金锁记》,也不重视《长恨歌》的电影拍摄――而实际情况正是,电影《长恨歌》的失败是连它的导演关锦鹏自己都公开承认的。 莫言(影视改编代表作《红高粱》): 我认为写小说就要坚持原则,决不向电影和电视剧靠拢,哪怕一百个人里面只有一两个人读得懂,也不要想着怎么可以更容易拍成电影。小说跟电影、电视剧的关系,我认为应该是各走各的路,然后偶然地在某一点上契合,生出一个作品。我的态度是,绝不向电影、电视靠拢,写小说不特意追求通俗性、故事性。 阿来(影视改编代表作《尘埃落定》): 对我来讲,写作就是新鲜,写故事过程中可以不断地发现新的东西,小说写完就已经完成了故